（中國）英祿在8月10日獲泰王委任為泰國首位女首相。這不單是泰國人民的勝利，亦代表泰國婦女已站起來了！

雖然毛澤東曾豪語婦女能頂半邊天，但整個中共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全是男性，而25名委員中，只有1人是女性，我就有點不是味兒。國務院在8月8日發表《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提出的總目標是促進婦女與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及一系列明確的措施。我希望這能加強中國婦女的參政。

在過去100年，泰國的發展是迂迴曲折的。1932年結束君主制後，泰國發生過18次政變及企圖政變。近年，塔辛及塔辛派兩名首相被逐下台。大選過後，《曼谷郵報》的副編輯亞提雅（Atiya Achakulwisut）說“泰國政治已轉了一個圓圈”。日本政府2天前宣佈，基於“雙邊關係”的考慮，已發給塔辛入境簽證。英祿2天前表示，政府將商討紅衫軍領袖的建議：如何賠償去年政治動盪時被殺的91名人士的家屬。一些政府部長則呼吁，應給予所有遇害人士的家屬公平的賠償。

上月《紐約時報》引述朱拉隆功大學安全與國際研究所的主任田天南（Thitinan Pongsudhirak）：“這是一個新的泰國，他們（精英建制）必須學會怎樣與之相處。……大選響起了已醒覺的民眾的聲音。民眾發現他們可以改變制度。”他強調改變需要時間：“我們必須看長線，……。要新秩序跟舊秩序磨合，相信要經歷許多年。”亞提雅亦同樣提到：“政治的鐘擺已經過一次高低擺盪，塔辛派重新上台，但泰國政治還未找到平衡點。……但泰國還可能需要許多年，……才能找到真正的平衡。”

泰國顛簸的進步，令人想到中國近百年的歷史。1911年推翻滿清後，孫中山先生遇到不少阻撓及倒退，如袁世凱稱帝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反右運動、大躍進及極左的文化大革命，都是災難。中國的當代政治跟泰國不無雷同之處：政治在進步及退步之間反反覆覆。

目前，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中國究竟是在進步還是退步？不幸，政治鐘擺正向右擺，北京加強控制媒體，採取強硬政策壓制人權及鎮壓維權人士，如劉曉波、艾未未及上週五涉嫌“尋釁滋事”被審的“維權媽媽”王荔蕻。

可是，我們毋須絕望。泰國的經驗令我們可以對中國感到樂觀。這是因為人民的生活水準普遍提高了。雖然兩國的城鄉差距仍然很大，但距離已逐漸縮小，且城市化的步伐不斷加速，像1960年代般“鄉村包圍城市”的情況不會再發生。兩國都已發生巨變，其中一個指標是使用互聯網的人數。根據http://internetworldstats.com，泰國使用互聯網人數是整體人口的27.4%，中國是36.3%。香港是68.5%。

民主是社會穩定的最可靠保障

更令人鼓舞的是，人民對權利及責任的醒覺在增進中。胡舒立在7月的《新世紀》雜誌一篇有慧見的文章〈選舉與穩定——從泰國大選談起〉中指出：“歷史證明，選舉不一定能即刻帶來穩定，拒斥選舉則必定導致動盪。社會穩定最可靠的保障便是民主。當政者應建立社會各個階層和集團表達利益訴求的制度管道，而非刻意打壓某些主張。”

談到中東風雲時，她表示：“專制製造動盪，民主醞釀和平。支持專制實際上是以長期成本置換短期利益，只有民主機制的建立才能從根本上為中東地區的長期穩定奠定基礎。今天看來，此一判斷決不限於中東地區。”

“事實表明，經濟成就並不必然帶來國家的長治久安。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泰國經濟不盡如人意的表現證明，欲解決深層次的經濟問題，全面實現國家現代化，切實的政治改革是無可迴避的。這是泰國以其切膚之痛向鄰國發出的警訊。”

胡沒有明說，但她說的鄰國會不會是緬甸？最近幾個月，緬甸局勢的發展十分微妙。軍方披著民選政府的外衣，正跟昂山舒吉玩一場政治遊戲。舒吉8月8日出席紀念23年前民主起義的悼念典禮，在紀念冊上寫道：“希望大家都緊記過去的一切，不要遺忘。”國營緬甸之光上週六報導，在舒吉上週五跟一名政府部長第二次會面後，雙方同意在國家穩定及發展的問題上，加強合作。兩日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舒吉跟政府的會談令人鼓舞。

其實，胡沒有明言，但她說的鄰國是中國。大陸如今就是因為沒有民主，而影響到社會穩定。

除了上述的問題外，中、泰還同樣面對分離份子的威脅——在泰國，是南部的省份；在中國邊陲，是新疆。

塔辛被嚴厲批評過份暴力鎮壓，泰國軍方及伊斯蘭分離份子都各自犯下不少血腥暴行。位於新加坡的東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帕維吉尼亞（Pavin Chachavalpongpun）在7月的《馬來西亞內幕》（The Malaysian Insider）中批評塔辛對自己的錯誤視而不見。他引述塔辛大選後在泰國電視上表示：“過去，在許多事情上，我只懂得強硬處理，卻無法解決問題。有時候，我們必須懷柔……”

究竟英祿會否採取懷柔政策，我們且拭目以待。

要治標更要治本

新疆和田及喀什市上月發生至少3宗恐襲事件。主政新疆一年多的黨委書記張春賢被指推行“柔性治疆”政策。他上週五與香港傳媒訪問團見面時表示要剛柔並濟：“對敵人要堅決用剛，比鋼鐵還要硬，對老百姓要用柔，要柔情似水。”我認為，強硬的對付暴力份子，是必須的，但治標之餘更要治本，必須從暴亂的根源入手：拉近種族之間的經濟差距、解決伴隨漢族大量移居而引起的問題，以及尊重當地人的宗教及文化。

除了一些建制派生安白造外，香港並無分離主義的傾向，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問題卻十分嚴峻。近日不少事件，包括京官的談話，已威脅到一國兩制，值得我們深思“高度自治”的意思！（作者為在聯合國工作20年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講授國際關係）（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