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英國上週的暴亂，似乎誰都始料不及。英國首相卡梅倫態度堅決，一直拒絕承認是次暴亂其實事出有因，只斥其為不可理喻的犯罪行為。調查顯示，42%的英國市民贊同此說法，全然不理解暴徒的心理。

甚為諷刺的是，暴亂發生前一天，正正在托特納姆，就有當地的年輕人在接受《衛報》訪問時說：“我覺得會有暴亂發生。”顯示這次暴亂是有特定群體，在精神、文化、經濟都備受壓迫之下，經長時間積怨，由經濟衰退引發的群起放肆。

雖然有少數富家孩子，甚至奧運形象大使等例外，但這次暴亂的主力，是一群來自低收入家庭、低學歷，同時待業的社會青年。英國有近200萬名兒童在全家失業的家庭中長大，今年初的調查更顯示，8%失業大軍中有近四成年輕人，共有超過95萬人，佔年輕人總數20.3%，乃是歷來最高。

英國吸毒問題冠絕歐洲，全國平均每天有近100宗持刀犯罪個案，治安問題嚴重，令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更趨向於參與不同犯罪程度的組織。他們或出於心理安全及朋輩壓力等原因，幫派文化迅速散播。調查顯示，全國約有6%的年輕人，參加了有犯罪傾向的大小組織。

為此，英國警察大行“截停、搜查（stop and search）”的策略，試圖打擊犯罪。然而停何人、搜何人的權利盡在地區警察，基於種種有理或無理的偏見，有調查發現，黑人被截查的幾率比白人高出26倍。

由於教育失敗、社會流動停滯、治安差、就業困難等問題，導致地區幫派文化在年輕人之間萌芽，繼而受到外界標籤，不斷受到警察騷擾。惡性循環，最終產生一個新的孤立群體──他們年輕卻看不到希望，腹背受怨，卻富有集體意識。

上述情況，皆為參與暴亂的這個集體之所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他們所面對的深層次問題，在於嚴重的社會分化和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困惑。

看不到希望

這個問題青年的群體，他們的父母多為新移民，多從事基層工作，甚至沒有工作，靠社會福利過活。《衛報》2009年的調查顯示，英國個人收入的貧富差距是60年代以來最大的。若按資產論，倫敦最富有的一成人口，所擁有的資產是最窮的一成的273倍，使其成為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

被邊緣化的年輕群體，除了在教育、經濟上脫節，還有著自己的次文化，在衣著、口音、用字，乃至喜好的音樂和飲食，都與主流社會分離。雖說這些都是個人問題，但在無形中卻是一種自我孤立，換言之，英國人引以自豪的貴族文化，與這個年輕群體格格不入，造成一種隱性的壓迫。他們不被認可，不被接納，亦不被聆聽。

代表托特納姆地區的議員，父母是從加勒比海地區來的新移民。騷亂之後他表示：“我們面對的對立和分化，不在於黑人和白人之間，而是在於在社會有地位，和在社會沒有地位的人。”

“你覺得你達到什麼目的了嗎？”一個托特納姆的年輕人接受NBC訪問時回答說：“兩個月前我們2000個黑人，到倫敦警察總部和平示威，可是第二天媒體沒有報導一個字！昨晚一點騷亂、一點搶劫，看看你周圍！”

過往政府用的是懷柔政策，在地區開設青年社，幫助年輕人組織有益身心的活動和比賽，原來共有約3500間這樣的青年社，有3萬名義工服務約40萬年輕人。但新一輪預算緊縮，這項開支被大幅削減四分之三，年輕人更加缺乏建立自尊心的渠道，更加無所事事。

沒有出路，社會對他們也沒有期望，嚴重而又難以破解的社會分層，所衍生出來的，是一種無理想、不作為的文化。對於未來毫無把握，就沒有安全感，自然導致年輕人焦躁不安。

焦躁不安

工黨黨魁文立彬將事情怪罪於政客、銀行老闆，還有媒體的信譽破產。一個年輕人在接受BBC訪問時說：“政客們說我們打砸搶燒，可他們才是真正的黑社會。”這些人本是社會上所謂的“精英”，具有社會地位的同時，亦坐擁大量資產，卻沒有為人典範，似乎物質條件跟道德操守離得愈來愈遠，嚴重損害了社會公義。

為官不正，為長不尊，為富不仁，卻都唯利是圖。騷亂當中，暴徒們搶的不是麵包牛奶，而是液晶電視、智能手機。以是觀之，英國暴亂，是年輕人的發泄，也是年輕人的嘶吼。（作者是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學生）（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