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八一八，香港大學舉行100週年慶祝典禮。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典禮，將會在史冊上寫下不尋常的一頁。筆者身在港大，但不在領導位置，可以從校內校外以平常心觀察這個典禮。

港大慶祝100週年，為期兩年，2011到2012。事件的發生，與100年前的立校過程，有不少巧合的地方。1910年3月16日，校舍奠基，也就是今天的陸佑堂，當時稱為大禮堂（Grand Hall）。2010年3月16日，港大為新校舍奠基。嘉賓之中還有當年鼎力資助的麼地（Mody）的曾孫。1911年，《香港大學條例》正式生效；2011年，港大舉行慶祝典禮。1912年，港大正式收生；2012年，港大將會收取新學制的第一批大學生。

1910年的奠基禮，照片上可以看到幾張空置的椅子，這在注重禮儀的英國傳統，很不尋常。現在知道，是英國商會的代表缺席杯葛；他們是追隨英國政府，表示不支持在香港建立大學；事實上，英國政府沒有一分錢的支持。港大的成立，是香港與廣州兩地華、洋商人的集資而成事的。現在也知道，當時極力主張立校的港督盧嘉（Lugard），與兩廣總督張人駿（1909港大成立前離任），有相當頻密的書信來往。他們都同意要為中國培養現代化的技術人才，但是又都謹慎不會因為“西方思想”而產出顛覆份子。

因此，當年成立的港大，既不是西方古老大學為了追求客觀真理的純粹學術機構，也不是中國傳統那種窮究學理的書院，她從來就是一個華洋“學問”的綜合體。但是，與幾乎同期成立的中國大學不一樣，她不是一所官方大學，沒有為政府服務的義務。這一點，是英國的大學傳統，大學獨立立法，既非私立，又不從屬與政府。這一點，與歐洲其他地方的大學很不一樣。

這樣的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雖然英國的大學大部份已經因為政府的直接資助而受到政府的更強的影響，香港仍然維持著“大學撥款委員會”這個中介緩衝機制，讓大學可以比較自由地拓展自己的學術空間。這是許多地方的大學都羨妒不已的：“政府給錢你，又不太管你！”徐立之在典禮上的講話，就提到“開放、多元、自由”，也是學術可以無邊界地發展，師生得以煥發理想與潛力的主要因素。不少土生土長的年輕學者，很快就能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很多外地的年輕學者，得以在香港這塊土壤上脫穎而出；近十幾年港大從“睡獅”狀態短期之內作出了許多足以傲視國際的貢獻，與港大這個傳統很有關係。

港大從不是政治性大學

因此，港大從來就不是一所政治性的大學。她沒有完成政治任務的使命，沒有支持政府的義務，也沒有需要表態支持、反對甚至顛覆政府的遠景。在歷史長河裡面，朝代更替、政權轉換、革命成敗，都動搖不了大學的根基。大學是超越政治的，社會的變更，只不過是大學這齣戲的布景。

剛好，中國開放改革，香港與內地的學術交往頻繁，香港的大學與內地的學術機構，逐漸從禮儀性的、短暫的，演變為實質性的、持久的而有成果的合作。這些合作，既不是香港的院校諂媚奉承的結果，也沒有犧牲誠信追求虛名的元素。可以說，在內地的學府還在成長的時期，香港的院校起了啟蒙、輔助、提攜的作用；在內地的學術界漸趨成熟的時候，香港的院校在學術規範、嚴謹、誠信各方面，扮演了先行的角色。這是香港學術界對於國家真正的貢獻，是不可替代的。說香港的大學起了中國與國際之間的連接和橋樑作用，也正是由於這些方面。可以看看中央電視台的20分鐘報導，著重中國大學如何從香港大學的辦學理念和核心價值汲取啟示。很顯然，這不是一場“政治秀”。

大學之所以能夠在歷史的變遷之中歷久不衰，有兩個條件。第一，她的核心事業是超越時代的知識建構（教學）、知識創造（研究）、知識轉化（服務），而且要排除種種政治的干擾。最理想的情況，大學與政府或者政權互相理解並容忍對方的角色。第二，同時，大學要對於種種學術思路、政治見解和意識形態，兼容並包；大學對於不同的意見，必須有最大的包容能量。理想的情況，不同的意見之間，可以互不同意，但是尊重對方的存在。

在這種種的生態環境之中，港大的百年慶祝典禮，不應該帶有任何狹隘的政治意義。大學是一個學術的神聖殿堂，但又是一個開放寬容的地方；她不會拒絕任何人，但是任何人在大學的場合，就要尊重大學的文化，不容隨意褻瀆。

而事實上，這個典禮的設計、宣傳、程序，都看不出有什麼狹隘的政治元素。對於國家領導人參與其事，本身沒有特殊的政治意義；除非領導人要藉這個機會發表政治演說（這在中國內地是常會發生的），那其實是對學術機構、學術場合的不尊重。這與衛奕信的參與一樣，他絕對不會利用這個場合對於香港過去的殖民地統治，歌功頌德一番。

李克強講話，沒一點政治話語

事實上，像筆者在他報另文提過，李克強的講話，沒有一點政治話語；連內地首長即使在境外常用的政治話語，也一掃而空；這應該是一個可喜的變化，是表示中國的領導人對於學術殿堂的認可與尊重。這對於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意義深刻。同樣，衛奕信的講話，也不含任何政治話語，那也是尊重大學文化的表現。徐立之的講話，當然更是說出了中國領導人在其他場合不容易聽到的學術話語。而李克強在講話的英文部份，出人意表地引用了徐立之的一段話，是一種不多見的對大學價值的肯定。從典禮的會場和過程來看，那是一個排除了這種其他因素，一個成功的、嚴肅的學術典禮。這是在會場以外的人無法感受到的。

不可隨便武斷認為
港大逢迎中央政府

對於這樣的場合，容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覺得應該反對。特別是港大，由於校內一直有寬鬆的氛圍，允許不同的政見；學術與畢業生都習慣於自由表達自己的看法，各各相異，毫不出奇。但是，不管看法如何，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典禮不是一項政治活動。不可以隨便武斷地認為港大就是逢迎北京中央政府，甚至懷疑這裡面涉及利益的動機。有些看法，認為任何事情都只有政治一條界線；用這種眼光看世界，任何活動都是政治活動。他們看不出許多事情的背後，還有許多更加深刻的含義。

如果大學按照這種純政治的思路辦事，大學倒真正會淪為政治的格鬥場。大學的校長，更加不應該扮演政治角色。逼著一位終生獻身研究的科學領袖，作不應該由他負責的政治表態，其實是一種公然的政治逼供。

這種想法的背後，還有一種邏輯：“我覺得應該反對的，你也應該反對！你要是不反對，你就是我的敵人。”把一己堅持的看法，強加在別人身上，這不是多元社會崇尚的。非黑即白的邏輯，令中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吃盡苦頭。相信香港不會走上這樣的道路。很可惜，香港最大的一些傳媒機構，把自己的角色膨脹了，隨意地把新聞事實放大縮小，隨意選擇打擊對象；而且偏偏要打擊大學。無法明白：這是為了什麼？

“六四”是港人情意結

這裡面當然牽涉到一個香港與北京中央政府的關係問題。在反對港大典禮的聲音中，有一種說法，把中央政府領導與“六四”連在一起。因此要表達“平反六四”的意願。“六四”，是香港人的一個情意結、也是一種執著。筆者與眾多的香港人一樣，希望總有一天“六四”有一個水落石出；我相信內地經歷過“六四”的、尤其是知識份子，也有這種潛在的願望。但是，我不覺得“六四”是香港與中央政府關係的唯一話題，也不覺得這是香港與中央首長交往的唯一前提。

對於“六四”，應該實事求是承認是“國情”與“港清”有落差的地方。在香港，人們也許看不到“六四”與今天中國國情錯綜複雜的關係，也沒有辦法理解現政府與當年事件的距離。在內地，也許不容易看到，大多數關心“六四”的香港人，都是沒有機心的；他們的關心，是一種善意的期望，是愛國的情懷。假如大家都實事求是一些，就不會杯弓蛇影，彷彿到處都是敵意。哪來的那麼多敵人？

不愉快事件，也許是可避免的

因此，八一八之中的不愉快事件，也許是可以避免的。警方在校園內的森嚴佈防，固然是出於國家首長出巡的保安；但是其周密之處，顯然與親切而平和的校園氣氛格格不入。在這種人為的非常緊張的情況下，出現兩名學生“硬闖”，就顯得可以理解。雖則校園之內這種“硬闖”也是不尋常的，正常情況下也是不可接受的。警察對意欲示威學生的舉動，看來是沒有把校園與公共場所有所區分；也沒有明白學生也是校園的主人，因此維持秩序之際，也應該尊重校園和學生，思維要複雜一點。

校園之內種種強烈的表達，幾乎無日無之，毋須過份介懷。假如大家抱著這樣的心情，而不是如臨大敵，不愉快的事情也許就可以避免。

對於一所百年大校，每一次挑戰，都是一次學習，只會讓大學更加成熟。百年港大，還會面臨來自政府或者來自民間不同方向的政治壓力，相信我們的港大仍然會站在捍衛學術尊嚴的前沿，屹立不倒。（作者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講座教授）（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