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帶來一系列“經濟大禮”，本來可以成為新聞焦點。殊不知，港府和警方過份嚴厲和不合理的保安措施，限制了傳媒採訪和市民表達的權利，加上多位重量級政治人物表態附和警方的做法，頓時把焦點轉移到“兩制危機”之上。港府和警方有沒有誠意和能力捍衛香港市民在“兩制”下應有的權利？香港回歸14年了，北京是否仍有耐性落實“一國兩制”？如果港府和警方刻意逢迎，加上重重壓制，“兩制”中的很多特色，最後只會變成“一制”。事實上，在意識形態上的這個趨勢已愈來愈明顯了。

很少一次過批評多人

我很少一次過批評多人，但觀乎主要官員和政治人物的表現，實在令我不能不“連環發炮”。政務司長唐英年說“批評警方侵犯言論自由”的說法是“垃圾”，但其實他的話正是“垃圾”的典型，教人怎樣有信心讓他當特首？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說，香港人不理解內地，內地一般都會向領導人展示最好的一面。但香港為什麼要向內地的政治文化傾斜？而且，能夠向領導人展示理性的示威和表達自由，不是香港美好的一面嗎？為什麼要附和警方的做法？這樣的取態，能否代表人民？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說，要相信警方的判斷能力。但近年多次事件已說明警方判斷錯誤，尤其對政治活動，更是過份使用警力，市民還能支持警方繼續濫權嗎？

保安局長李少光說，警方只是協助香港大學的保安工作，但事實卻是警方主導和控制了當時的安排。

警務處長曾偉雄說首要考慮是領導人的安全，但內地官員也認為李克強訪港的風險不大，曾偉雄是借安全問題來防止“政治性事故”，令警隊成為政治工具，才是背後的真實原因。

港大校長徐立之雖然不是主導者，但他初時只表示遺憾，態度不夠明確和硬朗，不敢理直氣壯地為學生爭取公道，後來見民情洶湧才轉為強硬，不想被警方繼續“屈食死貓”。倘不敢伸張正義，對港大的聲譽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我不慣罵人，也不想批評那麼多，但眼前現狀，確令我憂心忡忡。因為上述現象均反映一種明顯的趨勢：領導和主導香港的人，愈來愈向內地的思維和價值靠攏，愈來愈放棄保護“一國兩制”的歷史責任；他們只要求香港人理解落後於時代的國情，而沒有借助本身的條件，規勸內地官方要適應和順應人民的訴求，連半點“擦邊球”的勇氣也沒有。香港人能對他們寄予希望嗎？

我也跟隨過領導人出訪，近年來也瞭解過領導人訪港的各種安排。雖然說，每次行程的背景和細節都不一樣，不能比較，但這不能作為今次李克強訪港如臨大敵的理由，不單壓制採訪和示威，還十分擾民。我想，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兩大原因。

上級的“精神”

一是上級的“精神”。領導人訪港之前，有關官員會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下達“精神”。這不是醫學和人體科學上的“精神”，而是一種宏觀的、抽象的原則、處事方針和要求，其內容像猜謎遊戲，讓下級領會，靈活掌握，從來不會有具體的指示。例如：“不要發生事故”，但什麼事情算是“事故”，從來沒有明確的界線；又如“要確保領導人的安全”、“要保證一切順利”，但怎樣才算“一切順利”？卻從來沒有明言。如果下達的“精神”還包括一句“要萬無一失”，那麼責任的壓力就更大了。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裡，這類“精神”是最玄妙、最令人迷惘，但卻是甚有威力的東西。它不是法律，不是政策，但擁有實際效用。“精神”到了頭上，官員就像被落了降頭一般，誰敢不從。可惜，這也是一種帶有皇權性質的瞎指揮，只顧領導感受和要求，不理民情，所以“精神”往往又是製造矛盾、形成緊張的始作俑者。

港府官員如何領會上級“精神”

二是港府官員如何領會上級“精神”。按近年情況可見，港府和警方已是“從緊領會”，“從嚴處理”，變成無限上綱，努力擴大“核心保安區”，不要讓“事故”（例如侵犯龍顏的示威內容）在領導人眼前出現。我請教過一些內地的香港問題專家，他們瞭解李克強來港詳情後，也認為香港的恐怖襲擊風險不高，港府和警方的處理手法“比內地更左”，目標不在防恐，而在於防政治事故；他們如果不是逢迎，就是寧左勿右，以保烏紗。

再看具體安排，港大學生被禁錮，示威者被拒，李少光說警方“只是協助香港大學保安”。此語乃文字遊戲而已，雖然警方在港大採取行動，須得港大同意，但具體行動則是警方決定，所以徐立之表示是港大配合警方的安排。就我對內地保安要求的認識，我絕對不相信內地官員會同意由港大主導保安工作，警方只是“配合”，果真如此，警方就是失職了。當然，港大有關人員事前也跟警方商量過如何保安，例如到什麼程度由警方“協助”，但到實際執行時（例如保安範圍怎樣劃），警方就“按情況需要”而掌控一切了。所以，徐校長的話比較可信，如果說“港大主導保安工作”，那就是“明屈”了。為了各方的利益，為了港大的聲譽，建議港大應把詳情公開，讓公眾評論警方有沒有濫權。

港大應把詳情公開

其實，過份緊張地保護領導人，只會局限他們的表現機會。記得有一次胡耀邦在英國劍橋訪問，忽然離開了原定的行程路線，走到河邊跟幾名小女孩玩耍。這是突然的自發性行動，保鑣甚為緊張，但親民的效果卻十分突出，傳媒紛紛讚好。胡錦濤有一次突然在廣州北京路步行街出現，也得到不少掌聲。溫家寶在內地巡視多乘中巴，並經常坐在司機旁邊的前排位置，那是“最容易被襲擊的地方”。領導人尚且如此放心，為何還要皇帝不急太監急呢？（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