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英國騷亂前不久，我剛在翻閱近兩年有關倫敦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研究文獻。著名地理學者咸尼特（Chris Hamnett）認為，去工業化及金融服務業發展，令中產階級隊伍膨脹，勞工階層萎縮，導致倫敦士紳化，是階級更替過程，而非驅逐工人階級。咸尼特的“中產論”遭受左翼學者如史奈特（Tom Slater）等人的批評，指咸尼特偏離了他年輕時關心社會兩極化及階級矛盾的旨趣，掩蓋階級不平等及矛盾，沒有看到倫敦日漸發展成權貴之地，新自由主義政策橫行，地產資本肆虐，透過市場壓力日復一日地驅逐平民百姓。

搞錯了對象，用錯了方法？

騷亂發生後不久，好幾家媒體剛好也訪問了咸尼特教授，不過記者似乎沒有注意到以上的辯論，年輕人的騷亂及不滿其實不在他近年“倫敦中產論”視野中。咸尼特也不能否認，倫敦存在社會不滿，然而，他也留意到，年輕人除了像以往騷亂一樣攻擊警察等權威象徵，更同時大量搶掠大小商戶，他說：“搶掠是為了好玩及小利益。”

咸尼特大概沒想過，社會矛盾會以這種形式出現。大部份英國城市的中產階級，大概都像咸尼特一樣，對騷亂感到陌生與錯亂，皆認為騷亂者搞錯了對象，也用錯了方法。

陌生與錯亂的感覺，令我想起一篇文化史的名著〈工人暴動：聖塞佛倫街的屠貓記〉，作者是歷史學家達恩頓（Robert Darnton）。他由一段關於1730年代末巴黎印刷工人屠殺貓兒的記載開始談起；當時工人不止把老闆妻子的愛貓幹掉泄憤，還殘殺附近的街貓，把牠們打死吊死，到處棄屍，殺得性起更狂歡大笑，一起怠工。不單愛貓之人，一般現代人讀到這些記載也會反感及驚訝，不會太同情這些被資產階級壓榨的工人，同樣地，覺得他們完全搞錯了對象，用錯了方法。

屠貓記

達恩頓認為，階級矛盾固然是原因，不過，這遠遠未能讀出怪異行為的意義：為什麼工人要殺害弱小的動物？為什麼他們還狂歡大笑？達恩頓分析貓在18世紀及之前的民間傳說與宗教、黃色笑話、狂歡節（carnival）、獵巫儀式、行規中的文化意義，從而閱讀出底層階級如何挪用儀式化的語言來嘲弄、羞辱資產階級，在象徵（symbolic）層次顛倒現實中的權力秩序。達恩頓的最重要洞見，不止是在於文本的閱讀能力，還在於其歷史眼光。他指出，18世紀的工人抗爭是工業意識多於階級意識，還沒有建構起現代社會運動及公民抗爭的傳統，極少能組織起來，成持久的集體訴求。他們的聲音更無法進入議會等民主制度，只能以儀式化行動、民間文化的符號宣泄情緒。

17至18世紀期間的社會抗爭多以民眾騷亂出現，早已是西方文化及社會史家的共識。至於中國則更遲，翻開20世紀前的中國歷史文獻，還能看到大量犯上作亂的記載，鮮見有組織的示威遊行。研究現代（準確來說是西方）社會運動的社會學家蒂利（Charles Tilly），從另一個角度確認了18世紀中這個分界線。他晚年出版了《社會運動，1768-2004》（Social Movements,1768-2004），全書最重要的一個論點便是，現代社會運動誕生自18世紀中後期的英國及北美洲。

蒂利對社會運動作頗為嚴格的界定，有濃烈的西方現代性味道，它分成三個元素：

首先，要有組織及持續的公開集體訴求，即所謂“運動”（campaign）；

第二，有特定的行動劇目（repertoire），例如公開會議、遊行、集會、聲明等等；

第三，參與者展現出共同價值（worthiness）、統一（unity）、規模（numbers）及投入奉獻（commitment），即他說的“wunc”。

蒂利的界定倒不是憑空創造的，而是結合他的歷史社會學分析，社會運動的出現及演進類似“交響樂”，與特定的現代經濟、政治及社會結構轉變有關。18世紀，英國以及後來的美國政府因為捲入戰爭，愈來愈需要動員民眾的支持及金錢，因此較願意與民眾協商公共事務；同時，議會的政治作用上升，甚至到了19世紀出現公民政治權利的發展。在經濟及社會上，相對獨立於政權的城市資本家具有較強的影響力，而大量民眾卻變成受薪工人，不再依附地主或工場主，因此有較自主的政治生活空間。蒂利把起點定在1768年，是因為這一年倫敦發生了一連串環繞著議員威爾克（John Wilkes）的工人及市民集體行動，威爾克有點像今天香港議員長毛或毓民，新聞多多、生性反叛的低級貴族，卻又受工人及小資產階級擁戴，把英國國王及貴族弄得很頭痛，更重要的是，他激發了爭取言論自由、選舉權、改善工資等民眾運動。

社會運動的元素

事實上，威爾克時代的社會運動還沒有制度化，也夾雜搶掠、街頭毆鬥、瘋狂崇拜等行為。到了18世紀末大西洋兩岸的廢奴運動，才看到蒂利所說的社會運動三元素融合起來，成為主導的鬥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方式，其行動組織模式更廣為傳播。

可惜，蒂利於2008年已逝世，我真想知道他會否感到驚訝，而且，他更可以親自解讀當中的歷史及社會學意義。若我們把蒂利的社會運動史看成為社會進化論，那麼，英國的青年人騷亂則是“反祖”現象，因為，騷亂比較像前現代的民眾抗爭，毫無組織，就連集體訴求亦欠奉，成為打砸燒搶。不過，我們不必如此，不妨從橫切面看，蒂利所界定的社會運動，在接下來的兩個多世紀中，愈來愈與民主政治結合，成為廣義的自由民主政治秩序，例如公民社會團體、審議式民主商議等，持續推進政治及社會改良。可是，社會的矛盾與反叛力量從來也沒有完全融入這套秩序，騷亂的出現，起碼可以讀成社會運動的失效，甚至是民主失效或危機，不管是暫時還是持續。

我當然不會像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把英國騷亂讀成西方民主的失敗，若論為“失敗”，中國無日無之的群體事件，該讀成“專制的失敗”了。不過，騷亂是一種誰也難以認同卻又無法忽視的干擾力量，不是橡膠子彈及水炮可以解決的。它驚醒了沉醉在後工業大都會夢想裡的人，城市中的權貴以外，那些受失業、削福利、經濟不景氣及警察暴力之苦的年輕人及小市民，不會輕易離去。他們的挫敗感與聲音，甚至無法在社會運動及公民組織中得到伸張訴求。他們不像18世紀前的民眾，早已沒有多少民間宗教與傳統可依，只能在高度世俗化的消費社會中，顛倒消費狂歡的方式，演出被禁絕、唾棄、鄙視的騷亂儀式，繼續錯殺良民。（香港明報）

■延伸閱讀
‧達恩頓（2006）《屠貓記：法國文化史勾沉》，新星出版社。
‧蒂利（2009）《社會運動，1768-2004》，上海世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