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副總理李克強兩星期前來港，被認為是送大禮。事實是，內地需要香港，一如香港需要內地。人民幣要國際化，正需要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一如《金融時報》8月21日社論〈香港的新角色〉所言：“直至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香港）仍是中國的主要金融窗口。”

李卻帶來了一場風暴——港府備受抨擊，而一國兩制遇到嚴重的挑戰。

在8月18日，港大百週年關注行動代表、2008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及2009年學聯代表會副主席兼常務委員會主席郭永健，將一封抗議信遞交校長徐立之，“強烈反對李克強先生出席港大百年慶典，並譴責校方此舉侮辱香港大學精神。”理由是：“中國共產黨，自建政至今，一直打壓民主、踐踏自由、剝削人權、視憲制如無物。如此一位人物，主持香港大學百週年校慶典禮，實是對香港大學的侮辱。”上週六，他跟我說：“八一八揭露了香港官員、學術界接待領導人時，不懂得維持學術傳統及核心價值的問題。”

被困於梁銶琚樓樓梯底的鄧建華，就讀於嶺南大學，是學聯代表會副主席兼常務委員會主席。他告訴我：“這幾天李克強訪港是個很好的案例去說明兩制漸漸消亡的……（李）表現出親民的形象，又對香港人‘派糖’等等，卻又諷刺地以最高級別的保安措施對待港人。這正好表示其高壓、懷柔並舉地對待港人，運用警察作武力震懾，再企圖以經濟利益收編港人。”

8月20日，香港記者協會發動了數百人的遊行，抗議警方種種濫權手段，嚴重干預了香港的新聞自由。國際記者聯會代表胡麗雲亦表示，香港警方對待記者的手法，與大陸公安如出一轍。大律師公會8月24日發表強硬聲明，指“若為了避免政治人物尷尬而限制示威，做法明顯不恰當”。

《明報》發表數篇社評，批評當局對李的訪港、港大學生、穿著“平反六四”T恤的男子、媒介及市民的處理方式。《南華早報》在8月22日的社論又批評〈李訪港保安過嚴〉。

《亞洲華爾街日報》亦在8月23日的社論中表示：“這些事件加起來，令人覺得警方的做法並非單為保障李克強人身安全，而是為免他被拍攝到與示威者對質的尷尬場面。”這個懷疑過了幾天得到證實。週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亞視國際台的節目中表示，負責安排訪問的中方官員很明顯希望港府及警方可以將示威者遠離李，因為要確保這次訪問行程是“完全和平及安全”（complete peace and total security）。

香港最好自行解決問題
不要事事驚動北京

這事件在台灣也引起廣泛注意。上週五台灣中時集團的《旺報》，以〈香港一國兩制面臨保衛戰〉為題，作出報導。有台獨傾向的《自由時報》週日刊登評論，題為〈“賣港求榮”：談大學生遭非法禁錮〉，勸告台灣：“對台灣而言，為了自己的自由，必須嚴防這些與中國裡應外合的人！”

在1970年代末，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時，原意是要在一個國家中，容納兩種不同的社會及經濟制度。回歸後這14年，內地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愈來愈接近香港式資本主義，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已得到愈來愈多國家認可。香港及內地的經濟亦愈來愈融合。

然而，最近發生的幾個社會問題——譬如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以及外傭爭取申請居港權——令香港各界熱切的討論：究竟行政措施能否解決問題？是否需要北京釋法，甚至修改《基本法》？

我認為，要實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最好自行以行政措施解決問題，不要事事驚動北京。

要求人大釋法，無疑一勞永逸，但北京日理萬機，香港應否自行處理好本地的問題？若香港凡事都找北京釋法，那還說什麼高度自治呢？一如所料，公民黨重申政府有責任及方法妥善處理外傭居港權一事，不應藉詞提請人大釋法，衝擊香港法治。

根據《基本法》，除了清楚訂明的範圍外，終審法院有最終的解釋權。如果人們事事向北京尋求釋法，必會打擊香港法庭的威信。有時，我懷疑那些要求北京釋法的人，是旨在證明北京比香港優越嗎？他們根本不應為了向北京顯示忠誠，而斷送香港的利益。

修改《基本法》更糟。讓我說個故事。約10多年前，我率領一個5名官員（分別來自亞洲、非洲、南美、中東及歐洲地區）的代表團，參加葡萄牙政府主辦的部長級會議。在會議的草擬聲明中，當我問我的組織的行政主任——她的職級僅次於秘書長——應否嘗試將我們的組織改為排在其他組織之首？她說不適宜，因這會牽一髮而動全身，還是不動的好。

這跟我不贊成修改《基本法》有什麼關係呢？《基本法》是北京按照《中英聯合聲明》為香港而寫的小憲法。只要其中一條被提出討論修改，那會不會令其他人士也為了其本身利益而要求修改《基本法》的其他條文呢？任何修改《基本法》的協商，必須考慮到內地與香港的實力過去20多年的戲劇性變化。草擬《基本法》時，香港的經濟實力相對地比內地強，現在則倒過來。香港弱勢，在討價還價方面，是會吃虧的。

當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最近對新民黨的訪客說：修改《基本法》等於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隨時陸續有來”，令《基本法》形同虛設。他是絕對正確的！

要捍衛一國兩制，首先，港人必須丟掉失敗主義的想法：我們不是任人魚肉及被邊緣化的。事實上，我們有更優越的自由制度。其次，一國兩製成功，不是因為若干既得利益者往北京說特區政府的壞話，或要求送禮，而在於香港怎樣配合大陸的發展。如果我們能扮演主動及重要的角色，北京定會重視香港。第3，不少人大代表及政協對趙連海事件的關注及行動，證明建制派與泛民可以攜手為香港及大陸人民服務。

上述三點是在港人的能力範圍內，但說到最後，一國兩制能否成功，還是要看中央！（作者在聯合國工作20年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講授國際關係）（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