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台灣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發表司法改革政綱後，由於內容卑之無甚高論，法界反應普遍冷淡；即使是她想展現魄力的主張：“總統應親自領導司改”，在司改歷史上也是老生常談。

很多人可能都已淡忘，台灣司改第一聲是蔣經國在1980年推動的審檢分隸，完成了行憲後懸而未決30多年的重大憲政工程。李登輝任內的3位司法院長，林洋港近7年任內的司改成績，以廢除裁判書事前審閱最為重要；施啟揚近5年任內，雖曾在院內設立“司法改革委員會”與“司法院定位委員會”，並籌備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但因改革理念未獲李登輝支持，受到當時法務部長城仲模的杯葛，最後黯然求去，祇留下司法預算獨立入憲的一項成績；翁岳生的任期將近9年，橫跨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任政府，是台灣司法教父級人物，上任5個月後就召開全國司改會議，會議結論也是歷年來最具體的一份司改路徑圖，但由於立法院及其他機構的掣肘，最後也未竟全功；翁岳生更因不滿政治人物踐踏司法，飲憤辭職下台；賴英照近3年任期也橫跨綠藍兩朝，他雖完成妥速審判的制度改革，但因疲於應付民意對司法沉痾一波接一波的強烈反彈，讓司改寸步難行，最後也因4位法官涉貪而引咎辭職。

馬英九面臨的司改壓力，比他前3任都要大，從類似扁案的政治性案件，到例如江國慶案等冤案，司法不但變成民意批判的焦點，也連帶經常把他捲進憤怒的民意漩渦中；再加上他堅持不介入司法個案，更讓蔡英文等人經常批評他對司改沒有擔當。

從過去30多年的司改歷史可知：其一，總統不是沒有扮演領導角色；其二，歷任司法院長都曾以司改為己任；其三，司改不是沒有藍圖；其四，歷次司改之所以受阻，都是因為“機構對抗”使然。

但總統領導司改的角色，究竟應該領導到甚麼程度？施啟揚與翁岳生雖曾在民間司改團體的壓力下，促請李登輝親自召集並主持司改會議，但李登輝卻兩度拒絕。陳水扁與馬英九雖然介入司法的風格迥異，但他們都不曾親自召集或主持有關司改的任何會議。

李、扁、馬3位總統之所以不願親自召集或主持司改，理由可能都是因為要謹守憲政權力分際；羅斯福在30年代因最高法院杯葛他的新政，一度想動用總統權力推動法院改革，但因國會反彈而挫敗；可見總統領導司改並非司改成功的絕對要素，動機不正或方法錯誤，更可能以失敗收場。

台灣30多年來有關司改藍圖，可謂已窮盡理論與實務的探討，但每次改革都因機構對抗而受阻，其中包括審檢立場互異，律師團體與審檢不同調，民間司改團體拒絕接受官方版本，以及立法院等憲政機關對司法院的積極杯葛或消極不支持等等。

簡單說，不同機構的本位利益，始終高於司改的整體利益，例如刑事訴訟上訴制度的變革，雖然在十幾年前翁岳生召開的司改會議中早有結論，但至今仍因機構利益的對抗而停滯原地；《法官法》等司改法案被立法院留中不發多年，當然也是機構對抗的具體例證。

由此可知，如果機構對抗的困局不變，機構利益的本位堅持不改，再好的司改藍圖也祇是廢紙一張，除非總統領導司改的角色是以威權方式行之，否則總統能凝聚的政治能量也將非常有限，很難消弭機構對抗，更難調和機構利益。

更何況，如果當總統的人平常在言論上動輒消費司法、踐踏司法，這樣的總統凝聚的更是負面的政治能量，這種負面能量足以逼使像翁岳生那樣的人，也不得不在下台時，以“身在其位，錐心泣血，痛苦萬分”這樣的話，替自己的司法院長角色劃下句點。（作者是台灣資深報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