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上月的3天訪問，本是一次肯定香港之旅。很可惜，由於環繞著訪港過程中警方處理示威抗議活動（特別是於香港大學校園）以至傳媒採訪限制所引起的爭議，令隨後的社會討論聚焦在言論自由是否倒退的課題上。

8月17日，李克強出席“國家‘十二．五’規劃與兩地經貿金融合作發展論壇”，宣佈了36項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的措施——特別是在金融上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支持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擔當重要的離岸人民幣中心的角色，並進一步在CEPA框架內對香港業界開放服務貿易。這些措施，不單令香港受惠，更對國家新階段的全球戰略發展具關鍵作用，乃開啟雙贏之局。

李克強在8月18日香港大學百週年校慶典禮上，肯定港大的國際學術成就，說這是香港的光榮，也是國家的驕傲；又說港大“在一個世紀的風雨歷程中……輸送了大量胸懷大志、品學兼優、獻身科學、服務社會的優秀人才……為香港繁榮和祖國振興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發展了積極作用。”這不是一般的套話。港大歷史上雖曾被描述為服務英國遠東利益而創立的所謂“帝國大學”，但它過去百年的確培養了不少為國為港的各方人才，港大人也有積極參與中國革命、文化孕育、和科學建設者。它和香港中文大學等院校都代表香港歷史上的人文價值。

創造“互利共贏”合作發展模式

在經濟方面，無疑內地城市特別是上海近年追得很快，引來所謂“雙城鬥”。上星期，智經研究中心發表報告，預測10年內廣州與深圳的人均GDP將超越香港，因其一直扮演的內地企業與國際市場之間的中介角色正在萎縮。誠然，香港不能再沉迷於上世紀80年代作為最早投資珠三角地區工業、推動粵深開放改革的先頭部隊的美好回憶。經過30年經濟改革和產業建設，今天的粵深在不少關鍵產業領域——如製造、科技、物流——皆不用再依賴香港，甚或已超越香港。但是，它們其實也在走香港走過的發展道路，由粗放型發展（extensive development）逐步需走向並面對深化型發展（intensive development）的挑戰。這是追趕式發展模式（catch-up development）的必然性——過去也曾見諸於韓國與台灣。

目前廣東已進入升級轉型的瓶頸，往後要能突破，也必然經歷香港般的轉型之痛，上海也會一樣。所以，問題並非誰趕過誰，而是如何創造“互利共贏”的合作共融發展模式。

香港當然必須重整實力，找尋新的亮點與相對優勢，以在國家、區域和全球層次持續發光發熱，但是這實力不只來自GDP數字，而最終有賴於人才素質與“軟力量”。港大百週年校慶，既慶賀港大本身的成就，但也同時標誌香港的高校群，作為東西匯合的知識和思想樞紐，也是中國和亞洲最優秀的學術中心之一。

香港不單是全球前列的金融中心，其制度優勢、自由、法治、廉潔、專業、規管質素以至行政效率等，在國際上也是地位高企的（可見諸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管治指標）。

“既同且異”走出雙式思維

今次李克強訪港因保安及新聞採訪問題，造成社會上極大爭論，有人擔心香港核心價值備受衝擊。具體的投訴，當然必須查究，對警方的處理，亦應予檢討以吸收教訓，政府也應重申對核心價值之肯定，但不用推向極端，自貶香港大學“自由已死”。港大校長徐立之說，港大不再（只）是香港的大學，也同時是中國的和世界的大學，此言甚是。香港的學者、專業人士、企業家、文化藝術工作者、作家等等，皆可在推動21世紀中國新現代化、新文明，及人類社會的進步上，有其作用。這是一個定位於全球都會的城市應有的自我期許。

回歸以來，一些港人往往妄自菲薄，以前是過份自大（看不起中國），現在是過份自貶自悲（一是唯中央論、一是恐懼大陸？），未能以平常心去對待與內地的關係和發揮香港在國家中的作用。香港對現在和未來的中國仍然存在價值。中國經歷30多年開放改革，成為世界次強經濟大國的時刻，也面對不一樣的社會經濟發展之挑戰，它仍可以從香港的經驗中取得發展人才資本、城市管理、和管治一個日趨多元活躍及民權意識上升的公民社會的啟示。今天的香港，或許就是明日的內地城市面貌。

香港前途的選項，不是非此即彼的兩極格局——與內地合作既不是“亞爺送大禮”也不是“香港淪亡”。港人應不亢不卑，既正視自身的優勢與價值堅持，也樹立全國性視野，既看到內地的不足，也應肯定其進步的表現，既看到制度上的差異，但也尋求命運共同體意識；“既同且異”，這樣，有利走出雙式（binary）思維，使香港的未來擁有更多姿多采的選擇。（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