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的，我可以寫寫歐洲危機或重溫9．11事件，但對於過去兩個星期都身在秘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會議的我，這些彷彿都很遙遠。秘魯和香港一樣，都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成員，對於我們這些醉心於中國過去30年穩步向上發展的人，這次秘魯會議，可使大家好好醒悟，事情是可以有不同發展的。

表面上，香港和秘魯非常不同。秘魯幾乎每天都有地震，火山爆發頻繁，到訪阿雷基帕（Arequipa）和秘魯南邊世界上最乾旱沙漠北端的Atacama，土地貧瘠，當地一年降雨量較香港春季還要少。

香港完全依賴進口食品，但秘魯接近自給自足，特別是秘魯東部，肥沃的火山土壤帶來豐盛的水果和蔬菜。有別於香港的資源貧乏，秘魯蘊藏著豐富天然資源——如果不是在1880年代與智利的那場不幸的戰爭中，失去了在智利邊界蘊藏著豐富銅和硝酸的地區，秘魯的資源蘊藏量可能更多和更重要。即使在今天，秘魯仍是世界第3大最重要銅生產國，僅次於智利和美國，秘魯還有大型開採黃金、鋅和鉛的礦業。在海上，秘魯佔全球漁獲量10%，大部份是最終成為中國養殖場的魚量。

相對於香港70年代以來的強勁穩定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秘魯僅在過去10年看到進步。當香港沉醉在中國對外開放時，秘魯則是世上最創傷的國家。70年代末失敗的農業改革誕生了一個狂熱的毛派組織（Mao-influenced group）“光輝之路”（Sendero Luminoso），直到90年代初為止，它一直採取恐怖手段，使秘魯成為遊客、外商都禁足的地方。

單在80年代，就有20萬個家庭失去家園，數萬人被殺害。直至1992年9月，當運動領袖古斯曼（Abimael Guzmán）被捕和監禁，社會才逐步回歸正常狀態。直至2000年代，在總統托萊多管治下秘魯才開始有真正的進步。

近年的強勁增長

過去10年當香港一直受著各種逆境打擊時，秘魯就一直前進，經濟增長強勁，領先很多南美洲國家。秘魯國內生產總值和出口每年平均增長約10%，出口由2000年的50億美元增至2010年的350億美元。秘魯和亞洲的貿易更顯得重要，這反映秘魯作為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國的重要價值。秘魯對亞洲的出口過去10年每年平均增長23%，中國更是秘魯第3大出口市場。現時，亞洲市場佔秘魯貿易的28%，相對於2000年只有18%。

然而過去10年的增長亦不能掩蓋秘魯一直面對的挑戰。儘管數據顯示秘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5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國家，但這不過是採礦業所得的“橫財”掩蓋了當地貧富懸殊的情況，很多人收入低於貧窮線，現時約有30%人口生活在貧窮中（儘管已大大低於2004年達50%的驚人數字），但這實在不是小數目。

香港並沒有如秘魯那樣得到“天然資源的詛咒”——這些國家嚴重依賴天然資源生產，經常因全球資源價格波動而受影響，同時亦由於開採資源所得的財富往往集中在一小部份商人之手，豐厚的稅款很多時都只落入貪官口袋中——但香港也跟秘魯一樣面對貧富懸殊問題。

財富集中在小部份商人之手

可能是貧富懸殊的關係，令激進和曾是軍人的烏馬拉（Ollanta Humala）在一個月前成為秘魯新總統。烏馬拉的勝利令商界不寒而慄，外國投資者都質疑秘魯會否繼續自由化的經濟發展。烏馬拉在過去幾十年都是煽動工人的軍人，強烈支持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將經濟收歸國有，但他聲稱學會要務實處事，其內閣有多名溫和並支持商界的人士，也可能正因如此，才會盛大歡迎APEC的相關會議舉行。

但願香港永遠不會有這樣一個勞工領袖上台，但無疑，貧富分化的時間愈長愈闊，出現具破壞性政治鴻溝的危險就愈大，它會造成巨大的傷害，危害香港苦心經營的亞洲商務總部樞紐和作為中國集資和國際投資的主要渠道位置。秘魯可能是一個遙遠和不同的經濟體，但我們仍可以從中學到很多。（作者杜大偉，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作者之一）（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