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06年9月，自民黨的安倍晉三出任日本首相。這位自民黨內貨真價實的鷹派，上任伊始曾引起中國輿論警惕，恐其繼續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煽動日本民族主義情緒。然而，正是這位被視為極端危險的政治家，在任期間終止參拜靖國，並實現了中斷已久的中日首腦會談。5年後的今天，民主黨的野田佳彥出任日本首相。這位平民出身的政治家，在野時也曾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明言甲級戰犯不是戰爭罪犯。有評論認為，鷹派野田歷史觀保守，可能借強硬對華外交吸引國內眼球。

在日本政治光譜中，安倍晉三要比野田佳彥右得多，其保守程度完全不是一個檔次。既然極右的安倍能在歷史問題上向中國讓步，很難想像立場中間偏右的野田會敢於和中國鬧翻。安倍晉三的歷史案例，引出一個重要問題：即日本首相個人的歷史觀和中國觀，應否成為觀察日本對華政策趨勢的決定性指標？

“鷹派”首相往往對中國讓步

每當日本新首相上台，相關分析習慣將他們區分為鷹派和鴿派，然而區分標準為何，並不明確。定義鷹派，如果說以參拜靖國為標準，那促成1992年日本天皇訪華的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也應算是鷹派。據前日本遺族會會長板恒正（甲級戰犯板恒征四郎的次子）在《靖國公式參拜的總結》（展轉社，2000年）一書中披露，基於和遺族會在1991年的選舉約定，宮澤在1993年4月某日秘密參拜靖國神社。如果說以堅持日美同盟、認同日本建軍為標準，那1995年向亞洲受害國道歉的社會黨前首相村山富市也應算是鷹派。村山在任期間不但維持了日美同盟，還改變一貫立場承認自衛隊合憲。

其次，歷史經驗證明，被標籤為“鷹派”的日本首相的對華政策未必趨向強硬。以靖國問題為例，中曾根康弘、橋本龍太郎和安倍晉三在出任首相前都是參拜靖國神社的死硬派。中曾根70年代曾積極推動國家護持靖國神社的立法活動；橋本在90年代曾出任日本遺族會會長，推動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安倍在出任首相前亦曾多次在靖國問題上指摘中國抗議為干涉日本內政。然而，三位日本首相面對北京壓力，最後都妥協了。

對於“鷹派”首相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常有意見認為這是日方出於維護中日友好大局和國內進步力量反對的結果，然而，透過相關的史料分析，日本首相的行為周密理性，都是出於國際國內政治背景下的精密計算：中曾根的讓步，據他自己回憶，是出於當時冷戰時期日本聯中抗蘇的大戰略；橋本的退讓，和維護包括社民黨在內的執政聯盟的穩定和1996年選舉有關。至於安倍的妥協，據日本政治記者清水真人在《首相的挫折》（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9年）一書引述前官房副長官下村博文稱，是2007年參議院的選舉策略。據稱，安倍原來的目標是要連任首相兩期，執政6年。2006年安倍上任初期決定暫不參拜靖國，是希望利用訪華外交成果爭取黨內及民間支持和反對參拜兩邊的勢力。所謂維護日中友好，不過是安倍的政治煙霧。2007年卸任首相後，安倍年年隆重參拜靖國神社。

日本對華主流認識是防範警惕

把日本首相區分為鷹派鴿派，一廂情願地認為鷹派首相上台不利中日關係，鴿派首相上台有利中日友好，是中國輿論對日本認識的重大誤區。當前日本對中國的主流認識是防範警惕，就算對華友好的首相上台，也無法在短期內改變這一趨勢。

今年8月，由中國日報社和日本言論NPO共同進行的第7次中日關係輿論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只有21%的公眾和41%的知識份子對中國印象較好。最近在日本較成為話題的中國問題專著，是津上俊哉的《歧路中國——超大國面臨的七大障礙》（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11年）。津上曾在通商產業省工作，長期觀察中國問題。在書中，津上認為巨龍中國的未來困難重重，不得不面臨七大難題，包括人民幣升值、國營企業壞帳、政治體制改革、城鄉貧富對立、少子老齡化、缺乏國家軟實力和帶有歷史創傷的對外認識。津上指出，去年釣魚台撞船事件後，加深了日本的弱國心理，令日本人強烈感到受中國壓迫。日本今後在外交上應有自己的平衡感。防範中國但不過度刺激中國，在經濟上和中國維持相互依存，在政治上強化和中國對峙。

日本是中國的重要鄰國。近年日本警惕中國，固然與其本身長年經濟衰退的失落感有關，但更多還是源於其作為小國面對中國這一大國崛起的不安和抵抗心理，以及對中國現有發展模式的懷疑。理解日本對華政策走向，有必要先把握日本的這一心態。（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專任研究員）（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