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世上大多數政客來說，特別是奧巴馬，最大的噩夢就是就業問題。

這次就業危機不但是全球性問題，更是長期的問題。對美歐國家而言，先將有關失業率計算法爭論撇開，美國和歐洲幾乎每10人就有1人失業。西班牙、愛爾蘭、希臘和葡萄牙最嚴重，失業率由12%至21%不等，較幸運的德國是6%，荷蘭4.4%。失業引起的問題不單是令人民變成福利和失業救濟的負擔，更重要是要找到方法帶他們遠離經濟衰退。他們沒錢花、不納稅，有的是時間，是個政治火藥桶，幾乎肯定會加速內部的貧富分歧和偏見，也可能產生保護主義，這對亞洲近10年繁榮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是沒有好處的。

亞洲的就業危機則是不同的，問題並非在於缺乏工作。在亞洲，失業率最高是日本的4.7%，最低是新加坡的2.1%，香港位居中間約3.2%。相反，焦慮來自通脹（尤其是房價）和貧富懸殊的擴大。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最近表示：“人們不怕貧窮，怕的是沒有讓他們能致富的公平競爭市場環境。”

亞洲問題來自通脹

當中國領導人在1980年代初定下GDP年增長8%的目標，他們並沒認為增長有何不妥。它只是按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指如果中國要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那麼它需要平均8%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只是手段而不是結果，目標是創造職位。

這責任一如以往仍然是緊急的，儘管就業危機性質已產生變化。中國有大約1.45億外來民工（其中3700萬在廣東），他們在沿海富裕城市工作，要管理這個龐大而怨恨正在增加的基層社會，是一項嚴峻挑戰。沒有能讓他們享有充份居住權的“戶口”，他們看到身邊的本地人享受著繁榮，不斷上升的房價令他們向上流的想法消失。深圳和上海房價過去兩年已上升了50%。

香港的就業危機有稍微的不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開始了一個衰退的10年，不僅許多人看到自己的家園價值崩潰，更有不少人失去了過去10年的高薪工作，要重新開始接受較低的工資，甚至今天的工資還未回到1998年的平均水平。“80後”的抗議，建基於過去10年的困擾，即使收入有小幅的增長，樓價自2005年以來已上升了一倍。

就業危機‧全球擴散

很少人留意到這次就業危機正在全球擴散。國際勞工組織最近的報告指出，全球31億勞動力中，有超過2億處於失業和有一半是處於“脆弱就業”狀況，其中大部份的工作是“工資微薄、工作繁重又沒有滿足感”。這就將全球的勞動人口分成兩大類——“好工作（good jobs）”和“商品化工作（commoditised jobs）”。當你的工作變得商品化，將來的工作保障就是危險的，失業威脅非常高。在經合組織國家中，幾乎1700萬人是沒有工作、既非上學或接受培訓的NEET（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內地另一稱呼為“啃老族”——已成年卻整天賴在家中“啃”父母老本。奧巴馬在邁向選舉年的優先事項，不外是“盡可能減低失業數字”，但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大有機會否決他的就業法案，這將成為競逐連任團隊的噩夢。

不幸而諷刺的是，這個因經濟衰退引發的就業危機，跟全球經濟要面對的長期趨勢不太一致。當最發達國家和很多亞洲中等收入經濟體人口迅速老化時，長遠的現實不單是失業率上升，反而是嚴重的技術短缺和受供養人口增加，但對於正受著“新大蕭條”問題折磨的奧巴馬和許多其他領導人來說，這自然被視為“明天”的問題了。（作者杜大偉，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作者之一）（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