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門）本屆諾貝爾和平獎的其中一名得主是也門記者卡曼，她的主要成就是在茉莉花革命舉辦了一些集會，並建立了NGO“無枷鎖女記者”爭取女權。她獲獎被不少評論視為冷門，一來她始終算不上茉莉花革命的最具代表性角色，二來也門在茉莉花革命的進度拖泥帶水，三來與另外兩名利比里亞得獎者相比，她的經歷完全不同。相信諾貝爾委員會選擇她，除了要傳遞支持茉莉花革命的信息，也是不讓利比里亞成為單一焦點、或避免被聚焦於對本屆利比里亞大選的即時影響，才以女權之名，把卡曼也算進去。

傳遞挺茉莉花革命信息

伊斯蘭世界的女權問題自然值得關注，但如筆者上週所言，利比里亞的案例值得單獨肯定，伊斯蘭女權更應該由另一年來專門負責，至於獲獎者，似乎也有比這位也門女記者更有象徵意義的人。在阿拉伯世界，也門現政權畢竟算不上對女性最高壓的一個，狀況最嚴峻的理應是被西方視為“基本教義派”的瓦哈比主義大本營沙地阿拉伯。根據去年頒獎予劉曉波的理據，雖然沙地沒有產生革命，但諾貝爾獎也應該考慮頒發獎項予沙地婦權份子的，一來她們在極權國度搞女權運動得承受更大的風險，二來一旦她們的工作能改變社會規則，那會根本挑戰伊斯蘭對婦女的態度，潛在影響比一個也門的得主來得大。

沙地女權英雌更具象徵

在沙地阿拉伯，並非沒有合適人選值得獲獎，例如的沙地婦權保衛聯會創辦人、曾於美國居住的Wajeha al-Huwaider。Wajeha al-Huwaider有“沙地Rosa Parks”之稱，Rosa Parks是美國民權運動的標誌性黑人婦女領袖，在當時實行種族隔離的南方拒絕在巴士讓座予白人而成名，而這位沙地婦女也因為在沙地駕駛汽車而成為國際新聞，因為沙地婦女駕駛是犯法的。

另一個選擇是曾入選《時代》週刊“世界最有影響力100人”、作為首名在國內公開發表演說女性的沙地商界女強人Lubna Olayan：身為婦女而在沙地商界冒起已是異數，而她更進一步，擔任不少慈善團體的董事，希望用自身已提昇的社會地位改變整個阿拉伯世界。還有成立人權組織、主張爭取沙地婦女“失去的權利”的Kholoud Al-Fahad，她擅長通過互聯網鼓吹變革，關注點不止是法律的男女不平等，也包括其他國內“傳統文化”，例如男性經常休妻、強姦不被處理等。

以上這些人加起來，足以對沙地這個全球最保守的國家產生震盪。談起茉莉花革命時，我們經常被埃及、突尼西亞等成功案例吸引，事實上，真正的社會改變是否能出現在這些國家還是未知數，但改變也在其他革命沒有成功的鄰國蔓延開來，很擔心被衝擊的沙地就是其一。不久前，沙地國王宣佈給予婦女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雖然投票選出的代表實權有限，而改革也要在四年後的下屆選舉才實行，但已被視為“劃時代改革”，因為這意味著神學家的妥協。而任何沙地作出的妥協都是極具指標性的，說到底，沙地國王最喜愛的頭銜是“伊斯蘭兩聖地守護者”，這頭銜昔日是伊斯蘭帝國的哈里發才能持有的。

美盟友缺席劉曉波頒獎禮

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伊朗女律師Shirin Ebadi，她是史上首名獲獎的女穆斯林，但也沒有能力改變伊朗政權和社會，得獎象徵意義大於實際，而論這意義，則沙地的傳訊價值更大。只是，沙地是美國要堅決保護、“維穩”的重點盟友，對諾貝爾獎戒心甚大，去年中國遊說各國代表缺席劉曉波的頒獎禮，沙地是極少數缺席的美國盟友之一，雖然它要靠美國保護，但一直不滿西方干涉阿拉伯內政。這些政治原因是否諾貝爾獎考慮範圍以內，就不得而知了。（作者是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