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暴力之外,如何告別革命?


(中國)所有紀念辛亥革命的文章,無論作者本意如何,都必然映照現實。關於革命的正當性、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目的以及革命的後果,現實比歷史更迫切地需要答案。

而這所有的問題,又都被中國共產黨反覆論證過。該黨的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當一個政府搞一黨獨裁、壓制民主自由、剝奪民眾權利和財產、導致民怨沸騰的時候,人民就有理由揭竿而起,通過暴力手段推翻政權,建立一個新中國。“鎗桿子裡出政權”,暴力被賦予了天然正當性。革命者是個體英雄、民族救星和歷史偉人。

歷史又到革命關頭了嗎?在革命教科書中,這從來都不由統治者、中產階級和附庸文人說了算,而是由底層那些被欺侮和被凌辱的人來決定,那些未得賠償就被強制拆遷了房屋的人,那些蒙冤上訪卻被關押折磨的人,那些被工廠主剝削勞動苦悶到要跳樓自殺的人,那些僅僅寫了反對政府的文章就被判刑入獄或被跟蹤監視的人,那些因為腐敗工程而可能喪命於橋樑鐵軌的人,那些沒有基本醫療保障而在重病中被趕出醫院的人……前提簡單得不能再簡單,那就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革命的星火遍地閃爍。有上街“散步”抗議的,有圍攻州縣政府的,有阻斷公共交通的,有炸毀政府機關的,有衝上街頭砸車毀店的,還有持刀直奔警察局的……這些在歷史教科書中被譽為“革命火種”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稱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事件”、煽動顛覆政府或其他犯罪行為,遭到嚴厲的打擊。正如“壓迫”與“反抗”的辯證邏輯所示,政府的“維穩”經費逐年上升。

當執政黨一邊歌頌革命以論證自己統治的歷史合理性,一邊壓制革命以維護一黨獨享的現實政權的時候,到底是執政黨背信棄義呢,還是革命的邏輯本身有問題?

早在22年前,當一場從來沒有稱自己為“革命”、甚至打著“擁護中國共產黨”旗號的學生運動遭到血腥鎮壓之後,一些學者開始反思“革命”的問題。他們指出,通過暴力革命獲得政權的組織,必然患上暴力依賴症,繼續以暴力維護政權,產生新的暴君或專制統治,從而導致新的暴力革命發生。如此周而復始,永無止境。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暴力循環。在這個過程中,無論興亡,都是百姓受苦。民主、自由和法治,除了成為幌子之外,從來沒有生長的土壤。

很多學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論證改良較之革命的好處,其實大可不必。除了少數天生嗜血者,絕大多數人都知道,不流血的變革比流血的變革更好。儘管經過意識形態洗腦,暴力成為反覆謳歌的光榮歷史,但是我相信大多數人仍會恐懼暴力和戰爭。另外,遍及全球的和平主義思潮也會深刻地影響年輕一代中國人。

問題在於,改良怎樣發生?啟蒙如何生效?如果不改變一黨專制,別的改革是否都是治標不治本,從而半途而廢?如果是這樣,那麼執政黨放棄一黨專制的動力何在?李澤厚在倡導“告別革命”之後,最近以慈禧太後為例,開出的藥方是“只要給予充足時間,變化就會發生”,“只要保證她的利益,可以慢慢來”。

這無疑是“相信政府”的另一種說法。且不論政府是否可以相信,單說多久才是“充足時間”呢?60年是嗎,100年呢?在這漫長的時間之內,幾代人的個體命運,就應該心甘情願地成為歷史發展的代價嗎?而且,就當代中國的情況而言,為甚麼前30年會走向黑暗呢?如果黑暗之後統治者自當覺醒,那麼如何避免再次陷入黑暗?如何避免“黑暗—覺醒—黑暗”的歷史循環呢?

楊小凱曾經在反思和反對革命的時候,也開過一個藥方,那就是等待國際環境,尤其是台灣和香港的壓力。壓力足夠大的時候,變化就會發生。這也必將面臨這樣的質疑:前30年西方社會民主自由的壓力不夠大嗎?如果說非要等到經濟壓力足夠大,大到國家面臨崩潰邊緣,變化才會發生,那麼如何解釋當下的朝鮮政局?而且在這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中國模式”還被論證為優勝者,香港台灣也難擋赤化,這是否意味著民主自由永遠也不會到來?

醉心於甘地式的非暴力反抗的朋友,也必須直面這樣的現實:既然高呼“擁護中國共產黨”口號的運動,都會被視為過份激烈,像甘地那樣公然拒絕承認現政權、一再組織民眾靜坐示威、有組織地當眾撕毀當局頒發的居民身份證等行為,恐怕早已經受到跟暴力反抗一樣的懲罰了。

暴力反抗必然帶有報復社會、傷及無辜的後果,實為悲劇中的悲劇。但是,譴責暴力反抗的人們也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像江西撫州炸毀政府機構的錢明奇那樣的不幸者,他們的出路何在?在實施爆炸之前,錢明奇已經上訪十年,而且通過寫微博等方式公開自己的絕望處境,得到的社會反饋,無非是鼓勵他只有實施暴力。

這時候,你總不能還輕描淡寫地對他說,辦法總是有的吧。非暴力主張者似乎會說,被欺凌,你都必須忍著;實在忍不下去,寧可自殺也不殺人。然而,唐福珍等人不就是選擇了自焚抗議嗎?那些強拆者因此而有過半點遲疑嗎?再說,主張私有財產保護的人們也必須回答:當未經談判達成協議,也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一群身份不明的人闖進家中拆你的房子,你是否有暴力反抗的權利?在當下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告別革命”、“反對暴力”等口號不僅顯得簡單粗暴,對底層民眾的處境毫無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壓制民眾抗爭權利、維護當局統治秩序的嫌疑——與李澤厚一同倡導“告別革命”的劉再復在一篇訪談中,就強調說“這種告別,執政者本應當是歡迎的”,但我沒讀到,他有無關心底層民眾是否歡迎。(革命新發現.上)(作者是中國著名時事評論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