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我看到那一小群禮貌的“佔領華爾街”示威者聚集在匯豐銀行總行地面時，我就想，為何要這麼久才出現一個這樣的世界性行動？還有，為何與震撼美國和歐洲多個城市的暴力和瘋狂相比，香港的示威如此微弱？

這些抗議應還提醒我們：雷曼兄弟崩潰4年後，全球金融崩潰危機迫在眉睫、政府發放了萬億美元予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銀行和金融集團時，我們卻忘記了有不同但可能更有效的政策可供選擇。這些政策可能還可防止這些針對銀行家和資本主義的衝擊，但卻從未被考慮。

簡單來說，與其將萬億計納稅人金錢注入聘用超高薪員工的金融機構，政府或許應將部份金錢用在負資產業主身上。

以美國為例，2008年底有800萬美國業主坐看物業價值跌至低於按揭，平均樓宇貸款約稍低於2.6萬美元，就是只需200億元美元即可將這些物業擁有者“救出火海”，但他們大部份卻失去家園，而這些物業現時只是棄於社區。這正是全球攻擊資本主義的問題核心，相比QE1和QE2，這只是小數目，卻可避免數百萬宗使銀行壞帳失控的空置物業個案。

家庭破產保護

我注意到，持這意見的經濟學家只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oe Stiglitz。自2008年，美國每4份按揭就有1份出現問題，每10個家庭就有1個喪失物業贖取權，25萬人失業或開工不足，家庭收入比2007年下跌平均10%，Joe Stiglitz指這是家庭的“破產保護”（Chapter11）。你或許記得Chapter11是美國用來使破產公司結構重組，重整債務以支付債權人，如果這可使一間公司繼續營運，更重要的是繼續聘用員工，而不是製造失業，那銀行降低資產帳面價值是合理的代價。

Joe Stiglitz很合理地提出，為何我們不可創造一個“家庭破產保護”，不是救助工作和公司，而是救助家庭和社區。畢竟，全球金融危機不是這些家庭的錯，但他們卻因而失業、窮困和負資產，而在不斷的硬銷下購入物業亦非全是其過（即使經過理智計算後，其實他們是不能負擔的）。

“家庭破產保護”可防止家庭被趕離家園，可將他們的按揭調整到可持續的水平，也可將他們家中的部份資產融資以支付按揭。當然銀行不會喜歡這做法，因為這表示它們馬上要降低資產帳面價值，但這肯定比把數百萬失去工作的人趕出家園好。正如Joe Stiglitz指，一個有數百萬人沒有住所同時又有數百萬間住所空置的經濟，是不合理的（An economy in which you have millions of homeless people and millions of empty homes does not make sense.）。

既然是納稅人負擔了拯救全球資本主義發展過度的責任，把部份QE現金直接用於他們身上亦非常合理。

但為何憤怒的行動要這麼長時間才聚集到足夠契機？我看到4個原因：

第一，造成崩潰的原因複雜，並非一般人可理解；第二，崩潰帶來的痛苦直到現在才被感受到；第3，很多人到現在才醒覺這困局要好些年才可解決，並將消耗納稅人大量金錢。最後，是世界超級富豪，包括那些造成這困局的金融業超級富豪，不單並未如一般市民般受苦，還繼續誇耀他們的財富，全球嚴重貧富懸殊問題，已在傷口上再加上不可容忍的侮辱。

為何香港的爆發不如歐美？

為何香港的爆發不如歐美？當然最明顯的原因是香港失業率極低，不像美國那麼多憤怒的失業人士，美國失業率已超過9%，西班牙青年失業率更超過40%。我還相信過去10年香港面對的困境（自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起）使港人更能吃苦耐勞，亦減少了如歐美的過度消費。香港人較少“一切都是必然”的意識，亦多是先要求自己和家庭面對挑戰，而不是直接要政府援助。

即使如此，我相信香港正如履薄冰。不斷擴大的憤怒已漸漸浮出水面，特別是青少年的不滿更在增長，即將到來的選舉會為這些憤怒發聲。（作者杜大偉，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作者之一）（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