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伊斯蘭刑事法課題再次成為全國矚目焦點，仿佛大馬人還未對此感到厭煩。重新炒作一個80年代的課題，不免令人奇怪。有人說，這一回將課題帶到桌面上的並非伊斯蘭黨，伊斯蘭黨純粹是回應惡意批評者提出的挑戰。雖然這有可能是真的，但實際上，伊斯蘭黨完完全全掉入了陷阱。結果，伊斯蘭黨、公正黨及行動黨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烈分歧再次引起注意。

這樣的爭辯會一直持續下去，因為它是一場政治辯論，永遠都是一個爭權奪利、被政治化了的課題。要伊斯蘭黨放棄伊斯蘭刑事法及伊斯蘭法，就像要社會黨放棄社會主義或保守黨放棄保守主義一樣奇怪。

畢竟，伊斯蘭主義是伊斯蘭黨的依據及該黨何以會誕生的源頭。不過，也許可以、有必要重新厘清這個問題：姑且承認伊斯蘭黨是一個以伊斯蘭為基礎的政黨，該黨要如何調整及採取伊斯蘭主義的觀點，以滿足時代的需求？

這讓我想起了英國的工黨是如何在撒切爾夫人及梅傑之後取得執政權的。對1990年代在英國生活、工作的人而言，那時工黨看起來就像古文物一樣，然而，工黨在經過一番徹底的省思，及注入大量的現實主義與實用主義後才振興起來。

在布萊爾領導下，工黨被重新包裝，以“新工黨”的姿態重新推介給選民認識。

那時，布萊爾和他的幕僚意識到英國社會確實起了一些變化，新興選民必須獲得照料。他們基本上否定了舊工黨的概念，即政治改革必須源自工人階級，將該黨定位為可供新城市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選擇的左傾政黨。這也意味著永遠放棄勞工黨對關鍵國有資產國營化的訴求、向富人徵收額外稅務的目標，並且對資本主義採取更妥協的態度。改革奏效，布萊爾最終得以上台執政——不過，這無疑對工黨和其意識形態造成了重大且根本的改變。

這又引發了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了選上，或看起來具有候選資格，一個政黨往往得妥協並轉向主流中間立場到什麼樣的程度？當然，不是所有的黨員都歡迎布萊爾的改革舉措，他還被譴責為出賣、妥協掉工黨最基本的一些原則。然而，事後看來，人們也許會論說，若不是採取了這些改革措施，工黨可能永遠也沒有上台執政的一天。

這令人聯想到我國當前的亂象，以及民聯各黨在公共場合錯誤百出的窘態。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民聯料想已制訂出一套體制，以規範伊斯蘭黨與行動黨的行為模式。比較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伊斯蘭黨被問及伊斯蘭國、伊斯蘭刑事法及伊斯蘭法的問題時，他們一定會回答“是”。同樣地，如果行動黨被問及華校的問題時，他們也一定會回答“是”。

不過，這恰恰是因為上述兩黨必然不會在直接影響選民的切身課題上妥協，好讓人們不會質疑民聯的作用。於是，人們免不了要問：那麼，要是他們當權執政呢？繼續捍衛、提倡單一源流學校和只限用於穆斯林身上的伊斯蘭刑事法嗎？這是怎樣一種立國的方案？這樣的方案要如何縮小各個社群之間明顯的種族、語言及宗教分歧？

民聯必須認識到，他們在選民面前嘩眾取寵根本無助於教育民眾。更糟糕的是，他們意料中的政治行徑和應對方式，也意味著人們可以輕易操縱這些政黨，致使他們內訌。倘若他們真心誠意想要將他們口中文化熔爐的國家建立起來，那民聯各黨都必須認識到，在聯盟政治裡，所有的演員都應該有所犧牲和調整，沒人可以獨佔鰲頭。

像伊斯蘭黨這樣的政黨也應該記住：無論他們的思想體系有多麼光彩奪目，也未必能保證在大選時獲得選票。事實上，如果我們回顧該黨歷史，每當言論到了近乎狂熱的地步時，該黨在選舉中的表現往往差強人意。1980年代初，伊斯蘭黨打著改革的旗幟，黨領袖與作者甚至公開支持伊朗革命與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化進程，哈迪阿旺等人公開將伊斯蘭黨的敵對者標簽為異教人士，期望在來屆大選中取得巨大勝利。然而，事與願違，他們幾經艱難才守住一個國會議席，也讓該黨在此後沉寂了5年之久。

同樣的劇情於2004年大選上演：2002年至2003年間，伊斯蘭黨的言論再次過了頭，吉隆坡美國大使館前不合時宜、考慮欠周的反美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抗議示威便是很好的證明。伊斯蘭黨成員高舉“塔勒班是我們的兄弟”布條的圖片仿佛是顆巨大無比的烏龍球，所以，該黨的形象被妖魔化並非媒體的憑空捏造。

若要我對國內煩不勝煩的政客和政黨總結一句，我只能悲觀地要求他們以國家的利益，而非拉攏選民為出發點，哪怕一次都好。

迄今為止，我們已見識過各式各樣的貪腐醜聞、詆毀、辱罵、威嚇、裝腔作勢及廢話連篇，也許娛樂性十足，但在應對真正的問題上——如收入的差異；外國直接投資的外流；對東南亞在中國、印度及美國的陰影籠罩下地緣戰略的變遷感到憂慮——沒有多大建設。自負地談論、吹噓道德政治、遠大的願景及伊斯蘭刑事法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徒為我國就快成為笑柄的戲劇性政治文化添加一點色彩。但願我國的政治人物能長進一點。（譯：曾慧金）（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