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剛剛慶祝了它兩週月紀念。雖然現在討論這次運動的成就為時尚早,但它已經激發了別的地區進行類似的運動(全世界先後出現了大約8000個類似的“佔領”運動),引起了大眾對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均的重視。
“我們是那99%!”這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個標語。但“99%”比“1%”的說法源自何處?據說,這個口號是出於運動中的核心人物格里巴(David Graeber)之口。格里巴是美國人、無政府主義者、在倫敦大學任教人類學。他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祖父曾經參加西班牙內戰中的志願軍。格里巴今年剛好學術休假,整個夏天都在紐約的一個酒吧中,謀劃佔領華爾街運動這“國家大事”。
美國收入不均的研究
最近被問及如何想出這個口號,格里巴說這個說法其實已經“流傳多時”,它最可能是來自兩個法國經濟學家賽斯(Emmanuel Saez)和畢克提(Thomas Piketty)在2003年發表了一篇關於收入不均的開拓性論文。這篇論文非常細緻地記錄了美國自1913年到1998年間收入不均狀況,是同類嘗試中跨時最長、最為嚴謹細緻,也是最詳盡的一篇。它不僅揭示了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狀況,還揭示了收入最高的0.1%以及0.01%人群的收入狀況。它甚至詳盡記錄了最高收入人群的各種入息來源(如工資、分紅)的分佈,因而揭示出許多有趣的特徵。
在他們的研究出現之前,我們一般認為隨著經濟發展,貧富差別會先變得嚴重,然後得到改善。假如我們設立一個平面坐標系,橫軸定義為時間,縱軸定義為貧富差別的嚴重程度(或最富裕階層佔全部收入的比例),那就可以用一個倒U形曲線——即庫茲涅茨(Kuznets)曲線——所描述。許多人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個假說,進而認為如果放長視線,我們會發現市場經濟對我們並不嚴酷。比如說,對現今中國收入不均感到不滿的人,會從庫茲涅茨曲線假說中得到安慰,相信隨著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將趨於平等。但這兩位法國學者的研究卻得出了幾乎相反的結論──他們發現,至少在美國而言,收入差距曲線呈U形,而非倒U形!
富人收入大增!
美國的收入不均問題在20世紀早期非常嚴峻。然而在三四十年代,美國經歷了收入差距收窄期,這種較為平均的經濟秩序維持了至少一代人。但是,根據這個研究,自1973到2000年,美國處於收入底部的90%納稅人口的平均收入跌了7%,而處於收入頂部1%的卻增加了148%,處於收入頂部0.1%的增加了343%,而處於收入頂部0.01%的,竟然增加了599%!
這研究的作者之一賽斯教授現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除了收入不均之外,他還在稅制設計、納稅人對稅率調整的行為改變方面有開拓性貢獻。由於這些貢獻,賽斯在2009年榮獲美國經濟學學會頒發的克拉克獎章,此獎每兩年頒發一次獎項,給予年紀低於40歲而成就最大的經濟學者(此獎2010年開始改為每年頒發一次)。
賽斯教授最近接受了媒體的採訪,對於日漸惡化的收入不均問題的起源,他認為新技術的出現和全球化並不能解釋收入不均的巨大差異,因為歐陸國家,比如法國和德國,乃至亞洲的日本也經歷了同樣的技術變遷與經濟全球化,但它們並未像美國一樣出現貧富差別的明顯惡化。“這意味著制度、政府政策和管制,乃至社會規範在造成收入不均方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概而言之,美國的收入鴻溝在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加強政府對經濟的管制,採取累進稅率)後曾被收窄,但列根時期推行的經濟政策則全盤撤銷了新政的經濟措施。”
更激進的金融管制與累進稅
賽斯認為美國過度的收入不均損害了經濟效率,是不可接受的。他建議華盛頓的官員應該採取更為激進的金融管制措施與累進稅制。
讀者或許發現他們提出的數據和他們的建議很耳熟,這是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在過去數年已經引起公共媒體的廣泛討論。克魯明(Krugman)在《紐約時報》的每週專欄和他在2008年出版的《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一書中一再提起類似觀點。
如果你是要改變世界,而不僅僅滿足於理解世界,那麼上述研究仍然是富有深意的。平民百姓對收入不均的怨憤並非空穴來風,而是證據確鑿。他們在市場經濟中缺乏競爭力,並非因為他們自身懶惰或愚蠢。既然美國從1970年代開始,90%人的收入增長速度都低於人均GDP增長速度的一半,那麼佔領運動份子就不是在孤軍奮戰了。
小思想家
有人曾經把現代學院經濟學家視為小思想家,他們關心一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問題,比如汽油價格上漲1%如何影響對汽車的需求之類問題,這有別於那些時刻關心如何改造社會的大思想家。這位仁兄還把小思想家和大思想家比喻為一對夫婦,小思想家是妻子,決定家中柴米油鹽、教育孩子的小事情,大思想家是丈夫,“決定”WTO應否承認接納俄羅斯為會員之類的國家大事。這顯然是對後者的揶揄。但是,小思想家的工作畢竟還是有用的,它告訴我們,大思想家們的哪些主張是具備客觀條件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者中不缺乏大思想家,但願他們多點和小思想家交流論學!(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