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駐堪薩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劉姍姍因涉嫌虐傭，遭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並以“外籍勞工契約詐欺罪”起訴，引起各方震驚，但是檢查台灣外交部的連串反應，確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任何事件發生，除非人命關天須立刻反應外，都該先掌握事態，才能把握分寸正確處理，尤其國家大事，切忌流於情緒，代表國家卻說出有傷國家形象的話。

身為外交官員，像部長、駐美代表層級的首長，飽經外交事務歷練，對於劉姍姍虐傭這種傷害顏面的醜聞，當然要有淡定如恆的素養，對外發表恰如其分的談話，來穩定人心。“外交辭令”應是絕對難不倒他們的表達形式。結果“氣死我了”、“氣得吐血”之類的市井語言出籠，讓人驚愕，也讓社會的情緒更為波動，使事情無端增加處理難度，也減少對外交涉的柔軟度。

外交界有好壞兩個例子，可供楊進添部長和袁健生代表參考。1978年12月華府宣佈與台北斷交而與北京建交，時任駐美大使沈劍虹的反應是：“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當即顯示了他的“狀況外”和失態。好的例子是，當時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弗訪問台北解釋斷交，氣憤的民眾攻擊他的座車，與他對談的外交部次長錢復態度嚴肅、義正辭嚴地譴責美方行動，大幅度地消解了民憤，對政府處理巨變寄以信心，使得後續交涉得以順利展開。

相較於錢復和沈劍虹，楊部長和袁代表的外交素養比上不足，比下尤遜。駐美外交官員被聯調局粗魯逮捕，誰不憤慨？但是，其規模能比兩國斷交更嚴重嗎？以今天外交官員的表現衡量，假如台海出現巨變、美台外交關係危急，對他們指揮大局、處理危機的能力，台灣人民能否寄以信心？

此非因一兩句失言，便妄斷外交官的表現。與其責備美方檢調粗暴，尤該檢討外交首長的刻意轉移焦點和企圖誤導。劉姍姍虐傭換人已有前例，其對待同仁厲苛，部內早有所聞；聯調局在蒐證約談駐堪薩斯處內官員之前，外交部就已知情，完全是在“狀況內”，還下令處內人員不得向美方作證。接著劉姍姍奉調回國，美方當然懷疑不合作的台灣外交當局要逃避美國司法管轄，幫助在美國犯罪的嫌犯脫逃。因此在劉姍姍“脫逃”回台前夕，毫不留情地將她上銬逮捕，給不尊重美國司法的台灣外交當局一點顏色看看。

是美國檢調無禮，還是台灣外交單位無理、自取其辱？

聯邦調查局經驗豐富，非比州或地方警力不諳涉外事務，觀乎美國務院迅即界定劉姍姍非屬外交豁免範圍，檢方立即起訴，法庭未久開庭，作業一貫而流暢，而檢方的姿態則高調強硬。台灣外交當局立知大事不妙，律師瞭解案情後更加強了這種看法，於是態度急轉，不再強調外交豁免，不再要求無條件、無保立即釋放，只希望避開審判，認罪早點放人，船過無痕。

至於巨額的律師費用、和解賠償金，當然是台灣納稅人買單。官員無能，人民倒霉。

猶有可議者，外交部以“避免美方有行使實質管轄權”的說辭，來拒絕檢調約談代表處人員，楊部長並且以“違背公務倫理”指責3名作證的人員“放棄外交豁免”，顯然對美國執法者心態相當陌生。美方檢調人員會認為，非屬領事豁免範圍的刑事案件，台灣方面不配合調查，乃有意妨礙美國司法。美國三權獨立，行政部門都不敢干預司法，何況外國政府和官員。台灣外交部與美國司法部門槓上，何其不智。

進一步，真正的“外交手腕”，應是在美方調查接觸之初，便立即展開內部調查，確認事態後，立刻尋求和解賠償並且調走不適任的處長，而不是倨傲地高舉不完整、脆弱的領事豁免權作盾牌，捨台面下的協調不為，在台面上與檢方對槓，被打得鼻青臉腫，演至逮捕、驅逐出境，顏面無存。甚至外交豁免權也從模糊的想像空間遭明確化而限縮。如此誤國，何其不智。

再進一步，外交部堅持雇傭係屬公務支出、帳務清楚，雇傭合約的記載分明、以及有傭人自願扣薪的簽字信函等等，來支持劉姍姍，其誤判和硬掰更是匪夷所思。外交部應用計算機算一算，按照美國聯邦最低工資法，時薪不得少於7.25美元，以每天工作8小時、一週工作5天、一個月工作22天計算，月薪應不得低於1276美元，劉姍姍的雇傭合約月薪只有1240元，已自證違法，外交部居然公開背書支持，陷國家於不義。

行政院、監察院都該展開調查，外交部有無違失、違法，讓國家一再蒙羞的官員，若有欺瞞、包庇、顢頇情節者，都該從重處置，該走路的走路、該下台的下台。（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