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冷戰結束後，每當有跡象出現中美新冷戰，雙方都會有溫和勢力走出來解畫，說“中美關係好不到哪裡去、差不到哪裡去”，學界也一般不相信美國會做出大動作。近月美國的外交姿態，卻徹底打破了上述假設，呈現出一種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對北京而言，這是冷戰結束後最嚴峻的挑戰，顯示九一一後的十年“戰略機遇期”已走向終結。

這樣的大規模政策調整，自然經過內部醞釀。奧巴馬上任初期雖然以“change”為政綱，其實一直小心處理與前朝外交、軍事人員的關係，保證了一定政策延續性，例如繼續任命共和黨人蓋茨擔任防長，他的國家安全顧問James Jones也是兩黨都能接受的人，曾多次被賴斯提名入閣。這個體系和希拉里的外交方略不大相同，直到力主美國加強在亞太部署的Thomas Donilon成為國家安全顧問、民主黨人Panetta繼任防長，“重返亞太路線”才獲得全力配合。這路線保證了軍方在撤出伊拉克後保持實力和軍費，回應了企業對中美貿易的不滿，得到外交界（在新保守主義者以外）一致支持，也是最好的“完成中東任務”下台階，相信就是出現政黨輪替，也難被扭轉。這戰略概括如下四點：

（1）複雜化多邊平台vs.“中式和平演變”；

（2）軍事經濟掛鈎vs.軍事經濟分家；

（3）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vs.東亞自由貿易區；

（4）全方位拉攏中國鄰國vs.縱容中國後院；

複雜化多邊平台vs.“中式和平演變”

今天先談頭兩點。中國近年的外交口號無論是“和平崛起”、“和平發展”還是“和諧社會”，都未能釋除美國疑慮，反而被看成是中國在推廣自己的“和平演變論”，也就是北京有意識地通過擴大和各國的經濟往還，輸出“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雖然溫家寶多次否認），從而加強在各地的影響力。奧巴馬現在希望各國在加強與中國經濟合作的同時，主動抵禦“中國模式”的進入，所以中國和鄰國的主權糾紛、華僑在各國的社會矛盾等非經濟議題，都會被美國鼓勵帶到經濟平台裡討論。

以往東南亞每出現中國威脅論，中國都會解釋自己軍力的增強，只會對區域和平有幫助，並舉出實例證明自己確有參與世界和平進程，從而證明經濟議題和地緣政治不應混淆，這次美國卻刻意在東亞峰會讓兩者掛鈎。以往美國力行單邊主義的時候，視這些多邊主義區域平台為沒有效率的施政絆腳石，以致被中國乘虛而入，現在卻要重新滲入到這些多邊平台，主張用這些平台討論“一切問題”，以免它們成為“中式和平演變”的平台。過去10年，中國以經濟合作之名構建了不少類似平台，例如中非友好合作論壇、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等，成效頗大，相信都會被美國安排友好國家逐步政治化。

軍事經濟掛鈎vs.軍事經濟分家

美國在“複雜化”多邊平台以外，另一策略是加強向個別重點國家或地區輸出先進軍備，再用這槓桿，把這些國家地區拉回美國主導的經濟平台，特別是越南、菲律賓和台灣。這樣一來，一大批國家會出現“經濟靠中國、軍事靠美國”的戰略，這其實是新加坡李光耀多年前希望挽留美國在亞太時的建議，其思維與香港選舉的“食窮建制派、票投民主派”口號不謀而合。由於日本自衛隊始終難以承擔類似角色，美國本土又距離東南亞太遙遠，華府只能扶植一個盟友在軍事上讓小國有所依靠，目前似乎鎖定了澳洲扮演美國代言人的角色。

澳洲近十年來積極提出“脫洋入亞”，也把自己定位為亞太大國，在東帝汶獨立時開始積極承擔區域安全工作。相信澳洲將逐步增加與東南亞各國的聯合軍事演習，作為南沙、西沙等主權爭議的後盾；中國內部原來有鷹派建議要儘早出兵收復一兩個越南、菲律賓控制的島嶼以示警告，但有了澳洲的新角色、有了希拉里把南海演繹為“西菲律賓海”的強烈暗示，這建議的風險已大為增加。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也在拉攏其他國家進入預備軍事體系，例如奧巴馬日前又勸馬來西亞加入“防止擴散安全倡議”（PSI），類似動作不勝枚舉。（作者是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香港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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