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香港以前在英屬殖民時被稱作“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從本質上香港就自我定位成只管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所以一個很自然的發展是各方面都不重視長遠的規劃，當然，香港以前自詡實行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以大市場小政府來對政府的不作為來解說。在港府的角度看，市場才最清楚未來香港該發展的方向，政府的角色只是提供協助而不是提供策劃，如果真的有麻煩事發生，港府便會向倫敦求助，在這個思維下，港府除了一貫使用行政吸納的方法，將社會菁英羅致在各個諮詢委員會，或是委託高等院校作一些顧問報告外，基本上是不重視民間的建議。

但這個局面在回歸後便慢慢改變，以前依靠的英國師傅已不存在，港府只好依靠公務員體系來應付。港英傳統下的公務員是很能幹的執行者，但一旦遇上了要自我當家作主時，頓時便暴露了政務官體系的不足，九七後的亞洲金融風暴便是最好的例子。在這個背景下，不少民間智庫相繼成立，它們有的是有政治意圖，剛開始時打著智庫的招牌來議論時局，後來更變身成政黨，通過選舉來增加其政治能量和在政壇的影響力，但也有一些智庫以公共政策研究為主任，不時發表具分量的研究報告，為公共政策發聲，這是一個近年才出現的現象。

對香港來說，筆者認為我們需要智庫，因為智庫可以補充政府在管治上的不足，能夠以建制以外的角度去研究問題，可以給政府很大的施政啟示；然而目前智庫的發展方向並不成熟，跟達成智庫目的相去甚遠。

財政資源穩定
智庫成立首要關鍵

智庫要成功為香港發熱發光，首要的是其研究成果的質素，而研究成果質素取決於資源的投入和研究員的水平，偏偏就是這兩個制約限制了智庫的發展。現時香港在政策研究上的民間投入不足，這是令人遺憾的，因為智庫就是要用民間角度提意見，所以研究的資源投入應該多來自民間，可是民間（主要是商界）對政策研究的支持度卻是疑問，即使目前有些商界人士支持某些智庫的運作，但在智庫的長期發展來說，這些商界支持又會否是穩定的來源？財政資源穩定性，是智庫成立的首要關鍵。

其次，就是智庫的能量，也就是研究員的水平。以目前香港智庫的做法，主要是找題目後找財政支持，有了財政支持後再到各大專院校找學者做研究，智庫的角色變得有點像建築界的判頭一樣。本來智庫可以自行聘用各式研究人才，其地位也可以很超然，但香港的智庫卻由於財政原因，往往沒辦法大量常任聘用研究人員，因而項目每多是靠外判形式完成，而且智庫要爭取項目撥款，這對智庫的研究中立性或會造成損害。

香港的發展已令智庫變得重要，可是智庫的發展還是在萌芽階段，外國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成熟的體制需要各式智庫和基金會出謀獻策，相信往後會有更多的智庫出現，而香港的民間智慧會有更多的渠道來發聲。（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