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早年讀過已故尹仲容先生的《紀念集》，記得最深刻的是他當經合會主委時有次頒佈了一項不妥的命令，第二天就把那個命令撤銷。他這種朝令夕改的作風，大違當時的官場習慣，有記者去問他，這朝令夕改的事簡直有損政府威信，尹仲容遂答說：“政府做錯了事，何止朝令可以夕改，甚至這分鐘令下分鐘即應改。”

尹仲容先生相信政務官自己心中應該有把高標準的尺，做錯就應主動加以改正，這是徹底的責任意識。有責任心的人必須對自己負責，不會為了顧及個人面子或政府威信等似是而非的理由，延宕錯誤的改正。

看著這種夙昔的典型，就對今日的官場格外感慨。今天的官場已不再強調心中那把尺，只是在說“社會觀感”。

由於當大官的心中沒有尺，做了錯決定或做錯事，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錯，一定要等到社會強烈反彈，可能影響到選票，才以“社會觀感”為名，心不甘情不願的改正，有些改正還要扭扭捏捏的去演一場改正秀。

當大官的心中無尺，逼得老百姓要去造成“社會觀感”，要變成皮鞭，督促他們改正。這樣的社會怎麼安靜得下來？這也是我每次聽到“社會觀感”就感冒的原因，當大官的“自我良心觀感”去了哪裡？

由尹仲容先生這例子，我想到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那個時代的仁人志士從寶石匠和石匠那裡借來“打磨”（Polished）這個觀念，要把人的私德和公德全部打磨一次。因此啟蒙運動的核心人物全都在第一時間上場，都是道德學家和心靈工程師，亞當斯密的老師哈契遜就被認為是啟蒙的奠基人。

他認為良好的社會要有品質良好的個人，特別是有權力的人，這種人必須心中有愛，要為大家服務、仁慈、悲憫、自我約束和有點幽默，這是打磨人品。當這種人對自己的品質有感，才可能創造出人們可以自在發展的社會。哈契遜的不朽功績，是他幫人們建造了心中那把尺。

前幾年我讀到哈佛教育學院著名教授莎拉．賴特富的名作《尊敬》，其中有一章專論“自尊自重”，認為有自尊自重的人，才可能有面對自己錯誤的勇氣，有自尊始可能主動的明辨是非，有自尊始有一切。她在書裡特別引錄了當代主要作家狄底翁這段話：

“人們如果有造成自尊的內在價值感，他就有了一切，他會明辨是非，會去愛，會保持公平公正。若缺少這種內在價值，他就會被自己鎖住，非常矛盾的甚麼都不能，不能去愛，不能公平公正。”

政府做了錯誤的決定，官員做了錯事，有自尊懂得明辨是非的人，因為心中有尺，這種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縱使發生了，也應像尹仲容一樣，這分鐘發生，下分鐘就主動改正。

當大官們心中無尺，他們只看“社會觀感”能鬧到多大而決定，這個政府不是逼迫人民走上街頭俾造成“社會觀感”嗎？一個大官心中沒有尺的社會，人民會活得很累。前述的莎拉．賴特富教授就指出，當有權者不自尊自重自律，要別人來他律，一個舒適自在的社會即不可能！

尹仲容先生那句“何止朝令可以夕改，甚至這分鐘令下分鐘也可以改。”已成絕世名言，但願大官們不要再等“社會觀感”，而要問我的“良心觀感”在哪裡。（作者是台灣著名時事評論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