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易卜生有一部劇本，透過胡適的介紹，在中國大受注意，那是《國民公敵》。《國民公敵》裡的那個“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腐敗情形”的斯鐸曼醫生，最為響亮的一句台詞正是――“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

胡適很多時候把自己想像成為斯鐸曼醫生，認為自己所談所言正就是攻擊了“大多數人”的“老實話”，所以也就慷慨地準備著要被“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壓制”，“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裡，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綁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

然而事實是，除了1929年有一小段時間因為寫了〈人權與約法〉等一連串直接批評國民政府的文章，而感受到風聲鶴唳的氣氛之外，胡適一生大部份的時間都不孤獨，更談不上孤立，隨時都有一群人跟隨著他、包圍著他、支持著他。

為甚麼一個自許為“烏鴉”（“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自許不惜要做“國民公敵”的人，竟然反而成為最受歡迎的“啟蒙明星”呢？

察其究竟，原因恐怕在胡適看似極強的意見背後，一直藏著一份包容性極大的胸襟。不少論者喜歡舉1959年胡適在《自由中國》上寫的〈容忍與自由〉為例，看作是胡適老年時在立場上的退卻，不過重讀《胡適文存》，我們卻可以發現，即使在最為年輕氣盛時，胡適就已經非常強調容忍的重要。許多次在文章中出現“容忍”的字眼時，胡適都還特別附加上英文（他寫成toleration，顯然是tolerance之誤），就是不願人家從中文上望文生義，而錯失了英文裡特定的行為意涵。而且在〈易卜生主義〉文中，他也擅自替易卜生定論說：“易卜生一生目的只是要社會極力容忍，極力鼓勵斯鐸曼醫生一流的人。”

早在1925年，胡適就有一封信給陳獨秀，把他的意思講得最清楚。胡適說：“爭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肯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又說：“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並不是舊勢力的不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的人物……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不管候選人原來表白怎樣的態度，一旦牽涉到選舉勝負得失時，激烈、絕對、不容忍的語言就又變成主流了。所以也就應該再聽聽胡適的自由主張，想想胡適之所以不孤獨的理由。（作者是台灣《新新聞雜誌》副社長兼總主筆）（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