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傳播與社會學刊》5週年,於下月舉辦會議,其中一個主題是探討網絡世代之中,讀者、觀眾行為的轉變。而事實上,“讀者”“觀眾”的概念,已不能概括今天的媒體使用者。人肉搜尋賣座電影《那些年》主角沈佳宜的你和我,主動追尋並創造信息,他們是讀者還是觀眾?還是兩者都不是呢?!
今次投稿這個“重構閱聽人”(閱聽人亦即讀者、觀眾)主題的論文,多達70篇,我們從中選了8篇,在會議期間深入討論。在此先與讀者分享一下。
對比今天的受眾,已有翻天改變
在籌備會議的這幾個月,我特地重讀了前輩李金銓教授在1982年寫的《大眾傳播理論》。當年此書讀者多、影響大,今天讀來,溫故知新,前後對比,仍有獲益。其中解說那些年對“受眾”的理解,有以下說明:
“對傳播者來說,受眾是抽象的、籠統的、模糊的,傳播者並不知道受眾的具體需要,何況一般受眾都是被動的,不太表示意見,所以傳播者充其量只能照顧到少數比較肯出頭爭權益的團體或人士。”(頁34)
對比今天的受眾,已有翻天改變。雖然就“大媒體”來說,上述描繪仍有很大程度是對的,但就網絡使用者來說,他們不一定抽象、被動,而且身份與角色變化多端,不時作出具體的新媒體行動。
也許可從“世代論”說起。世代爭論是香港近年討論最熱烈的思潮之一。學者提出generation cohort的說法,指同代人的價值觀大體上有重大社會事件的烙印。各地民情有異,但大都有“傳統世代”、“戰後嬰兒潮世代”及“新人類世代”的分野。香港戰後一代人經歷可觀的社會流動,但新世代則在九七後尋找身份與新冒升的價值觀,造成了代際差異。在過去兩三年的爭論中,零星有媒體因素在其中。我認為可把網絡的興起,系統化地結合於世代分析之中。台灣蔡念中等3位教授撰文,亦提出“媒體世代”之說,指出不同時代的媒體使用習慣,是代際分野一個不可或缺的印記。“傳統媒體世代”習慣讀報看電影,“電腦世代”開始使用坐著電腦,繼續讀報看電視,但已大量浸泡在資訊汪洋之中。到“網絡世代”,亦即現今的青少年,由於媒體2.0的互動生態,令新世代理解世事和參與社會的模式大異於以往世代。
民間參與
過之而無不及
網絡巨變近年已經廣為人知,不必多言。今天業界與研究員,正努力重新理解網絡世代之中,究竟何謂“閱聽人”?並將之分析、歸類,創新概念以掌握媒體生態變化。蔡念中等在網上進行大型調查,收回3789份問卷。結果一如所料,網絡世代少看報紙,多用桌上電腦或手機看新聞。“電視/客廳”的接收情景,被“筆電/房間”所追過。一個有趣的發現是,線上新聞使用,按他們的說法,呈現“兩極化峰態”——輕度新聞閱讀(每日10分鐘以下)及重度使用(每日3小時以上),兩類使用者比例均屬偏高。成年人常問,新世代是否讀少了新聞?按此“兩極化峰態”結果推論,很多新世代不太看新聞,但亦有不少是多讀了線上新聞,讀多讀少,不能簡單概括。甚至可以說,線上“新聞碎片”多,新世代廣義來說,瞭解時事的機會更多。有部份是浮光掠影的略讀,亦有部份對新聞渴求較強。我的觀察是,也許今天的大學生讀報紙不及前人殷切,但從新媒體網絡中,接觸推介評論的機會比前人多,而且加入評論的情況更為普遍。
區選種票的醜聞、港台請走吳志森的爭議,雖有評論指公眾似乎“一片死寂”,但大媒體較冷淡,新世代網絡評論則頗熱烈,對吳志森簡單一句“十扑”(support),幾句短評,或是憤慨執言,這些網絡迴響,若對比多年前的傳統媒體世代,今天民間參與,或可說是過之而無不及。
“水平式媒體”形態可分4類
台灣年青學者鄭宇君提交的一篇報告亦甚有參考價值。他指傳統“垂直式媒體”,其資訊流通結構為“沙漏狀”,由少數人扮演守門人。近年網絡的“水平式媒體”,其信息流通結構為“網絡狀”,眾多消息來源以點對點(peer-to-peer)方式連結。“水平式媒體”的形態可分4類:
1.“蜂群”(Hives):組織程度高,有特定目標,為網絡精英。此類“蜂群”,台灣為數不少,甚至成為“電子行動者”(黃鈴媚等學者用語),發動多元化的社會訴求,是網絡世代的新壓力組群。香港的土地正義聯盟、佔領華爾街也可算是此類“蜂群”的跨國版本。
2.“閃群”(Mobs):組織程度高、經由長時間參與,自然形塑而成網絡社群,如知識社群(維基百科)、連結社群(粉絲版)等。香港“閃群”多,由主要骨幹維持一群閃爍不定的支持者。不同的關注組、民間記者、城市保育的活躍份子,群聚線上,偶發離線的現實活動,參與社會事態的青年人,絕對不比早年傳統媒體時代為少。
3.“事件群”(Crowds):組織程度低、有特定目標,圍繞突發事件而行動,例如特定人肉搜尋,是因應普及關注的人物而發生。近年此類“事件群”不時出現,舉凡巴士上動粗、拾遺不報、口出狂言者,常引發網民群起追擊。
4.“烏合之眾”(Swarms):組織程度低,缺乏共同目標,卻是群體數量最為龐大的一群,如YouTube、facebook使用者,彼此看似毫無連結,卻能經由標籤、評價、排序、瀏覽,分享大量的駁雜資訊,深嵌日常生活,變成慣性行為。
鄭宇君將此4類組群,應用在台灣風災期間的網絡生態,發現“閃群”、“事件群”可以因天災而轉變成“蜂群”,各群互相連結,在災難中發揮強力的公民參與。香港“閃群”如獨立媒體(in-media),在高鐵及菜園村保事件中可結連為“蜂群”,在線互通信息,在地組織活動。
對應傳統媒體世代,以往傳播學對“觀眾、讀者、聽眾”的理解,相對上十分簡單,往往集中於信息對“受眾”有何效果?效果是大是小?是被動還是主動?受者能否對信息加以自我詮釋?但網絡世代之中,這些“受眾”及“閱聽人”的概念雖仍適用於“大媒體”,但對網絡使用者來說,你與我不單接受,而且點評,再創造,互相結連,或蜂擁而出,或只看不覆,或動或靜,或膚淺浮游於表象,或深潛介入於事件。今天何謂“閱聽人”?必須重整概念,才能更有效地分析傳媒生態。(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