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雖然我說的很悲觀，但是對台港兩地的年輕人，或者說對社會，我仍然有某種希望在裡面。我覺得台港兩地之所以有瓶頸，是因為現在台面上的主流人物，社會上的主流論述，是冷戰遺留，是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個殘骸。他們這一代人所相信的，就是高速經濟增長和發展換來社會的繁榮，低失業率等等。比如說香港過去標榜我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遍地黃金的社會，到處是機會，只要努力，就可以獲得很好的生活。可是在過去兩三年，香港開始有一些零星的說法，它還沒有形成很主流，很清晰，能夠自圓其說的一套論述，但是局部的說法出來了，比如說香港那麼喜歡拆房子，蓋新樓，用地產帶動經濟，這套邏輯開始被懷疑，很多人說：我們能不能不單講經濟發展，我們要講生活質量，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GDP的增長，我們要注重環境的保護。

這是第二次現代化的趨勢，用德國社會學家烏里希．貝克的說法，第二次現代化就是對第一次現代化的主張的反省。我覺得香港到了這個環境了。我們開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種社會潮流，那種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立場是不是要改變了。

但是第二次現代化是一種夢想，這個夢想還不是很具體。上一代人的夢想是很具體的，就是我要從香港深水埗的舊堂樓搬到尖沙咀附近比較好的房子，最後的終極目標是要上山頂。那是一個樓梯，很實在、很清楚的。我要從搭公交車，到開個私家車，是很具體的。這代人的夢想，我覺得大陸、香港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都還有這些，可是又多了些別的東西。他可能說，我的夢想是要開一家小店，我也不要發財，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就行。我的夢想是去旅行，我的夢想是到甚麼地方去修行。

這種奇奇怪怪的夢想都開始出來了，但這種夢想是一種還沒法清晰說明的夢想。這種不實在的夢想反而更好，因為它牽涉的是一個根本的社會選擇，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夠有另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不同的選擇方式。這個東西很弔詭的是，它一方面很保守，我們常常講社會提供很多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常常是很市場化的，也就是說所謂提供給你life style，每個雜誌都告訴你有多少種life style，你可以坐遊艇，可以坐私人飛機，這是一種消費的life style的選擇；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變成很激進的，我們要一個不一樣的社會，要有不一樣的遊戲規則。

這是對上一個時代的反叛，這個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起來很強悍，年輕人會上街示威，但與此同時，這和我開始所描述的那種“我不想工作”，又有點相互的關聯，就是說我不願意像上一代人所說的那樣努力唸書，努力工作，好像看起來很消極，但是同時，這是對整個社會運作邏輯的質疑，就是說“為甚麼人一定要工作嗎？人一定要唸書唸得很好然後有很體面的工作，賺取很好的生活嗎？”我拒絕去找一份很穩當的工作，是因為我想有更多的時間騎腳踏車，這難道是錯的嗎？我賺夠了一筆錢，也不想買房子，只想到哪裡去玩一個月，把錢花光回來再說，這難道一定是不對的嗎？這樣的懷疑以前社會運作邏輯的根本，我覺得在港台兩地都出現了。

看大陸，大陸現在好像是在重複前十年、20年台灣香港走過的路，但又有點不一樣。畢竟這個社會是同步運行的，所以大陸的年輕人，80後，90後，也會出現那種剛剛我們在台港兩地所談到的現象，他/她們是混雜的，一方面覺得前面是有希望的，我能夠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她也會覺得，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則，我可以有別的生活方式。

整體來講我覺得比較難描述和歸納大陸這一代，其實改革開放30年來我都很難歸納大陸的各個方面應該走一個甚麼樣的道路，比如改革開放頭10年，1980年“文化熱”，中國大陸的文化界用10年時間消化掉從弗洛伊德到馬克思．韋伯，一直到後現代100年的東西，我覺得今天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也是一樣，用短短幾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幾代間經歷過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來，是很混雜的，很難做簡單的判斷。

比如說我剛剛講過，大陸的年輕人處在一個似乎未來是充滿希望的、很光明的心態，但同時也有很多這樣的人，想要過不同的生活，而這個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會環境去體現，去承載的。所以現在很難講，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還是更激進的方向發展，現在還很難判斷。（有夢想，但夢想甚麼？04）（作者是香港牛棚書院院長）（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