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剛從廣東烏坎村回來的記者告訴我說，村民殊死抗爭，正在組織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武警進村破壞未遂，村外部署，嚴陣以待。廣東陸豐的這個村莊，因為村干部的專制和貪污引發村民上訪和示威遊行，成為中國底層爆發的又一個火藥桶。

基層的腐敗如此普遍，烏坎村的衝突和中國其他鄉村本來並無太大的區別。但因為它位於廣東，而主政廣東的汪洋書記又正好在展示開明姿態，所以它受到了更多關注。就在半個月前，全世界媒體都在報導烏坎的遊行得到官方許可，沒有受到鎮壓。媒體將這種“遊行自由”和汪洋剛剛要求放寬NGO登記條件結合起來，也讓人想到再早一點汪洋要求媒體要加強輿論監督。人們認為，汪洋用重市場的“廣東模式”對抗薄熙來重計劃的“重慶模式”，成為中共“18大”權力鬥爭的又一個範例。

不無諷刺的是，烏坎村兩週時間的衝突，就讓這種分析難以為繼。武警襲擊村莊，當局殘酷打擊帶頭起事者，未必遜色於重慶的打黑行動。汪洋和薄熙來的形象，轉瞬間竟然重疊起來。

衝突升級的標誌性事件，是村民代表薛錦波的離奇死亡。他和其他4位村民被抓捕之後第3天，家屬被要求前往認領屍體。官方解釋說他的死因是心源性猝死，可是家人看見他的遺體遭受毒打，前胸後背都被打爛，手指甲被拔。村民相信官方對他們的代表施以酷刑，整個村莊陷入深切的悲憤之中，也擁有了空前的對抗決心。

2天後又傳出官方出千萬元贖買薛錦波遺體處置權的消息，更加令人悲憤。官方本沒有錢，其財政來自納稅人。用納稅人的錢買納稅人的命，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情嗎？

問題在於，這是一次偶然事件嗎？人們大概不願意相信，高層官員會下令施以酷刑，也許這只是幾個行刑者的失手。那麼，假如沒有薛錦波的身亡，廣東是否就可以在這件事情上繼續開明下去呢？

其實，衝突升級的真正原因，在於官方對於9月21日大規模遊行的定性。村民們認為，共有4000人參加的發自內心、事關切身利益的抗議活動，被官方說成只有400人前往，而且是受境外別有用心的敵對勢力煽動和利用。村民成立的臨時代表理事會和婦女代表聯合會，被宣佈為非法組織。

這些陳詞濫調讓村民看不到官方解決問題的誠意，而且覺得受到輕視和侮辱。根據這些定性，既然是勾結境外敵對勢力的非法組織，嚴厲打擊和抓捕審訊已事屬必然。在5人被捕之後，官方宣稱將繼續追捕逃犯。

官方的開明和寬容到哪裡去了？這些習慣性定性僅僅出自官員的懶惰嗎？顯然並非如此。不把事件說成境外敵對勢力的煽動，不把村民說成是被人利用的傻瓜，就需要解釋為甚麼村民如此反對的一個村支書可以統治本村40年，而且是在早已宣稱村民自治的年代？村民喊出的“打倒獨裁”、“反對貪官”口號，儘管僅僅用於村民政治，但人們不僅很容易聯想更高層的問題，而且從上到下有著內在的邏輯。

兩週前我在回答《金融時報》記者的提問時，指出9月21日的遊行即便被官方允許，汪洋能開出的支票極其有限。村民不會滿足於配合開明的遊行秀，因為他們有具體的利益所系，需要一個真實的結果，因此更大的衝突難以避免。

此時另外一種傳言又會出現，那就是說鎮壓不是廣東汪洋書記的主意，而是來自北京高層的命令。在這種傳言中，汪洋成為可憐的替罪羔羊。這類想像總是一再重復。事實上，即便是北京強令，廣東也是這個系統中的一個有效零件。

這個系統無法面對自己積重難返的問題，把正常的權利表達也定義為境外敵對勢力，把脫離其控制的組織都叫非法組織。如果廣東開明的方向不是為了瓦解這個系統，而是讓它更加牢固，那麼其結果必定和人們的幻想南轅北轍。

（最新發展：廣東省領導已跟烏坎村村民達致和解。）（作者是中國著名時事評論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