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照例被若干媒體評選活動拉去當評委。有一些主辦者立足於社會公義，執著於自己的評選標準，與評委反復溝通，盡可能拿出有說服力的結果。有一些則是形式大於內容，或者名單早已內定，評委過份認真反倒顯得添亂。

最壯烈的評選，是在花了大力氣之後，剛一露臉就被有關部門禁止，成為公開評選，暗箱宣佈。所以，大多數的評選中，主辦者和評委都心照不宣地，要以能夠順利出籠為前提。但是，每個人的原則和判斷各不相同，常常會出現令人尷尬的場面。

有一個評選，在我把名單報上去之後，主辦方干脆再也不跟我聯繫了。我去活動的官網看了一下，的確是一場誤會。雖然都叫年度影響人物之類，人家要的是引領浮華的名流，而我推的是調查地震死難學生的艾未未。

媒體與媒體之間，話語體系差異之大，不亞於雞同鴨講。這本身沒有甚麼問題，甚至是一個好現象，畢竟多元才算文化。問題在於，不僅彼此沒有認同，而且還設定為同一個舞台，互相排斥，這又是一元的思維，所謂爭奪話語權是也。

當然，為了避免尷尬，你可以儘量減少誤會，不去參加那些不贊同或不在行的評選。我這裡想要討論的是另外一種情況，那就是大家對公共影響力及社會正義等的看法都差不多時，選擇差異也很大。

比如，我以為《南方週末》通過李蕊蕊案件的報導，揭示了“黑監獄”，是一個機智而勇敢的作為，應該在多個評選活動中上榜。令我意外的是，在一個評委均為同行翹楚且頗具規模的評選中，主辦方告訴我，幾乎沒有評委投票給它。

是大家對風險的估計不同嗎？報導此事的媒體的確受到過壓力，目前檢察院也將它化作一個普通強姦案，對背後攔截上訪的違法行為視而不見。但這是一個已經刊登的報導，應該在可選範圍之內。

有人可能認為，起初的報導中沒有明確提出上訪和黑監獄的事，後來更沒有這方面的深入追蹤，加上有關方面的阻撓，導致此報導遠遠沒有形成類似“富二代”那樣廣泛的影響力。總而言之，它是一個不完美的報導。

相對來說，有些報導可以說是完美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一樣也不缺。投票給這些報導，是一種參加慶功宴的感覺。

但新聞評選和奧斯卡電影評選不一樣，很難等到大團圓。首先，新聞本身是一個過程，很多報導的事實都還沒有結束。其次，評選活動不僅是論功行賞的機會，也不僅是一種姿態，而且可以是一種參與，一種推動。

也許有人會反對，認為評委應該保持距離，才能客觀中立地投票。其實，任何評選活動都是一種觀點表達，想像中的客觀中立是不存在的。尤其在目前的中國，媒體可以找一些案例來聊以自慰或自勉，但遠遠沒有到開慶功宴的時候。那些被阻撓或讓我們內心恐懼的事件，才是歲末年初應該關注的重點。

據說諾貝爾文學獎有一個傳統，就是在同等條件下，更青睞於那些身處困境的作家。我認為中國的新聞評選活動，應該多學習這種做法。

因此，我特別希望上榜的兩個事件，是李蕊蕊案和唐福珍案；特別希望上榜的兩個人，是艾未未和許志永。我沒有算上劉曉波，就已經考慮到了國內媒體的邊界。

那些人和事，是在邊界線上，你投一票，就拉進來了，讓更多的人瞭解和關注；你放棄，就等於推了一把，參與了將其邊緣化的過程。

事實上，艾未未已經被《南風窗》評選為年度公共利益的代表人物，新近又入選《時代周報》“時代100人”。從正面意義去說，可以認為，有些評選小看了我們社會的包容度。（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