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過去50年來，大馬的政治一直是由種族界定的。從1946年的馬來亞聯邦論戰到1969年爆發的騷亂事件，聯盟（國陣的前身）在選舉算計時不斷圍繞馬來人恐懼非馬來人的經濟實力這一課題打轉。

這是非常有效的一個策略，因為製造恐慌和承襲自英國人的“分而治之”政策為國陣取得了無數次的勝利。然而，時代不同了，在種族持續醞釀一個前所未見或被遺忘已久的課題時，“社會階級”迅速成了一個關鍵的決定性因素。

再者，公眾越來越質疑那些推動馬來人權利的人士。在他們看來，這些人不過是嘩眾取寵之輩，就好比質樸的美國中西部人如何看待華盛頓K街的說客一樣。而且，與美國如出一轍，隨著權勢集團接二連三出現貪污和濫權問題後，民眾的憤怒情緒也越來越強烈。

就此而言，正當世界各地的示威群眾——從紐約、馬德里到開羅、大馬士革——走上街頭表達他們的不滿和疏離感，因為現行的經濟政策邊緣化多數人卻惠及那些享有特權、擁有政治靠山的少數人時，大馬不過是緊跟這股吹襲全球的風潮而已。

然而重要的是，我們得明白這何以會發生，因為眼下的趨勢並非偶發或暫時性的。

反之，是不可逆轉又勢不可擋的。

而且，對於像大馬這樣公民自由受限的民主政體而言，隨之而來的衝擊力將會更加的驚人、造成更強大的破壞。

科技是關鍵的催化劑。在觀察媒體如何受到這些變革的衝擊後，我們開始認識到，“種族”已從大馬政治話語的最前方退下陣來。

那麼，讓我們來回顧1969年騷亂事件發生後的那些年。那時，新聞的採集和發佈是高度集中的。整個行業管理嚴密、資本密集且容易受到政治左右。

此外，政府機關（從運作的部門到國家幹訓局及國營企業）的大幅度擴張，使得巫統的意識形態擁護者有機會推動一系列促使馬來社群團結一致的政策。

在此過程中，一度分歧及不相往來的馬來人或穆斯林世界——別忘了馬來人曾是一個大多沿海而居的族群——不得不與以“貴族”（bangsawan）為核心理念的巫統合而為一。

來自印度、爪哇、亞齊及哈德拉毛省的穆斯林受勸摒棄他們特有的文化習俗，以融入吉隆坡的馬來社群生活中——地位因而變得日趨重要。

地域差異同樣也得消除，為的是使馬來人團結一致。同時，來自吉打、柔佛及登嘉樓的馬來人均以他們的馬來人身份，而非各州子民為優先。然而，在這個進程中，最大的輸家是來自最先進的兩個州屬，即霹靂與雪蘭莪的馬來人，因為他們的地方認同感完全被根除掉了。

當然，在東馬，這一過程是更為激烈的，因為這股壓力被強加在巴夭人、雙溪人（OrangSungai）及馬蘭諾人社群身上，以期他們能明確地成為“馬來人”——進而否決了他們獨有的地方身份認同。

已故布哈努丁體現出的中間偏左社會主義傳統同樣也被丟棄到一旁，並未獲得人們的重視。然而（諷刺的是），巫統一直都拿吉蘭丹人的鄉土情懷沒轍，因而使伊斯蘭黨得以在當地建立據點，為本身的終極目標伊斯蘭主義服務。

巫統的政策顧問在很久以後才意識到，左翼份子的絕跡開拓了伊斯蘭主義者的意識形態領域——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將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視為效法的對象。

的確，伊斯蘭主義者被排除在權力中心（而且不涉及貪污）意味著他們能夠將注意力放在社會正義的課題上，進而從民眾對主流政治日益反感的趨勢中獲益。

然而，21世紀資訊科技爆炸經已打破了統治集團對於新聞與媒體的普遍控制。

的確，因科技發達而被釋放的聲音激增，使那些相信大一統的馬來人身份認同必須以王室成員和政府認可的伊斯蘭信仰與習俗為中心的人苦惱不已，甚至迷失了方向。

在舊有的精英集團中，不少人（有一部份的人其實相當年輕）依然口出狂言，不肯面對眼前的現實。

所以，我們該何去何從？首先，身為穆斯林的馬來人仍因共同的宗教信仰而團結在一起。儘管如此，當人們憑著自身的力量去探索未知的知識和精神領域時，個中的差異將會持續涌現。

第二，最深刻的分歧點將會是馬來社群中富者與窮者（當然是取決於和政治勢力的親近程度）之間的差異，因為口操英語的都市馬來人將會持續地有所作為，棄他們單一語言的同胞不顧。

再者，從人口結構來看，馬來人的主導地位愈發顯著——佔大馬總人口的50.1%，相等於2750萬（如果我們將非馬來人的土著社群也計算在內就不止這個數目了）意味著其他族群一直以來的焦慮根本就無濟於事。

所以，這是馬來社群在2012年的處境。倘若巫統與它的國陣盟友想要繼續贏得這個至關重要的票倉，他們的行事作風就得有所改變。以前的那一套再也行不通了。（譯：曾慧金）（作者是馬來西亞著名專欄作者）（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