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會上背誦了更多的詩句，但對於很多媒體人來說，今年中國“兩會”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還是“鴻忠搶筆”。3月7日，湖北省長李鴻忠接受記者採訪時，聽到一位女記者問及鄧玉嬌案，頗為驚訝，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她是哪個媒體的，並聲稱要找她所在報社的社長。更令人錯愕的是，李省長伸手搶走了女記者手裡的錄音筆，數小時以後才由工作人員歸還。

有人援引《刑法》第263條規定——搶劫罪，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對財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強行將公私財物搶走的行為——認為李省長涉嫌搶劫犯罪。李省長卻認為，這件事連道歉都“不涉及”。他對這個舉動的解釋是，“我們擔心她不是記者，就把錄音筆拿去看看了。”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解釋。李省長的懷疑，源於她問到了鄧玉嬌案。為甚麼提出這個問題，就可能不是記者了呢？顯然，他認為在這樣的場合，即便沒有經過特別篩選和培訓，記者也應該心照不宣地問一些“正面”的問題，讓領導回答起來方便，也讓讀者感覺到社會的和諧。

李省長的判斷來自他的經驗以及他對這個社會的認知，其實並沒有那麼離譜。參加“兩會”的中國國內記者，的確會受到一些紀律的約束，同時會有很強烈的自律意識，基本上不會“亂”提問題。以前幾乎所有記者都是這樣，現在大部份記者仍然是這樣。

幾年前，李鴻忠調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時，上任伊始，就喊出“在深圳，請首先監督我”的豪言壯語，宣稱“今日我鄭重立下了軍令狀，不僅要請黨內各位同志監督我，也歡迎全市人民、社會各界和新聞媒體監督我。”今昔對比，有人感到驚訝。其實李鴻忠並不覺得有甚麼矛盾之處。他在搶筆事件之後，還主動對記者提到了在深圳的言論。像這樣熱情歡迎媒體監督的官員還有很多，他們之所以如此豪放，是因為他們認為媒體都是可控的，而且是“訓練有素”的，懂得甚麼該問甚麼不該問。

一直有人期待，在總理的記者會上，國內記者就李鴻忠事件提問。這些人對時局的判斷，並不比李省長更準確。記者會上看似隨機的點名，都“踫巧”落到《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頭上。對這幾家媒體來說，記者“亂”提問會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李省長的判斷失誤在於，他沒有看到媒體的變化。第一，媒體的市場化和記者的職業化轉型已有若干年了。向他“發難”的記者劉傑小姐來自人民日報集團的《京華時報》。跟李省長以為她不是記者相反，在這些媒體的從業者看來，這樣的記者才是真正的記者。無論從媒體市場還是新聞專業主義的立場看，記者都不應該成為領導的“喉舌”，問一些不痛不癢甚至溜須拍馬的問題。假如我的猜想沒錯的話，《京華時報》不會真的懲罰劉小姐，因為這次事件對此報的聲譽和市場功大於過。

第二，李省長忽略了互聯網的成長。在過去年代，這種事情過去以後，除了當事媒體和記者承受壓力之外，就跟沒有發生一樣。但如今無論怎樣管制，網絡仍然有比傳統媒體更大的空間，更少的自律。很多傳統媒體即便沒有收到禁令，也會認為涉及官員級別太高，自覺地沉默。但網民們沒有這樣的“媒體素養”，反過來會迫使傳統媒體人檢討自己的自律，然後打破規則，尋機報導，與網絡構成循環互動。（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