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美國政治有個“1896年大選之謎”，美國後來的許多不同，都從這次選舉開始。

19世紀末期，美國打完南北內戰，由於國家統一，市場擴大，商機因而無限，於是鐵路鉅子和金融富豪興起，他們擅於搞官商勾結這一套，史稱“強盜公侯”。他們創造的那種畸形繁榮被稱為“鍍金年代”，因此當時社會風氣敗壞，貧富嚴重不均。可是當時美國的民主政治已趨成熟，大選投票率都可高達八成，有識者遂努力於政治改革，希望透過政治改革而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

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力的第3黨人民黨遂告興起，它在1892年大選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得票85%，拿下52席眾議員，3席參議員，3個州長，在7個州議會成為多數。1896年大選，人民黨和民主黨結盟，支持民主黨的進步候選人布萊安，如果那一仗他們打贏，美國會成為重視中小企業，重視社會公平的國家。

不幸的是，那一仗布萊安還是敗給了共和黨的麥金萊。根據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畢文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克勞德合著的《美國人為何不投票》中所述，那一次大選，美國的富人警覺到政治在變，社會在變，他們的利益可能受損，必須阻擋這波變化；於是大舉動員捐錢給麥金萊陣營，那一仗麥金萊陣營收到政治獻金350萬美元，這是當時的天價，布萊安陣營只有30萬美元。布萊安之敗是敗在金權上。1896年的大選，使得美國的民主走向了金權政治的不歸路。

除了金權政治，1896年的大選也使得美國政治的既得利益者警覺到民主政治可怕的另一面。中下階級可以用選票來造成他們不願意的改變，於是渡過那次大選危機後，美國開始對中下階級消音。那個時代，消音的手法直接而粗暴，就是以限制選舉權的行使為主要手段，如用嚴苛的選民登記，選民考試及少設投開票所等招數來限制人民的選舉權。於是美國的投票率開始急速下降，在1896年至1924年間，美國南方大選投票率由64%降至19%，北方則由86%降至55%，全國平均則由81%降至49%，這表示北方的下層中產階級和南方的黑人已被澈底的政治消音。透過制度設計和操作意識形態，美國成為全球投票率最低的國家。因此“1896年大選之謎”是19世紀末美國因應轉型但未轉成，反而走到反方向的特殊例證。

同一時間，歐洲國家在選民的壓力上發展成福利國家，美國卻成了金權政治國家。

每個國家在某個特定時刻都會面臨轉型的壓力，轉型成功是國家人民的福氣，轉型不成功並不表示國家一定完蛋，但國家人民卻會因此而錯過更好的可能。自從1988年“美國政治學年會”正式提出“政治轉型”這個預見了21世紀上半期全球政治發展方向的核心價值後，全球多數國家莫不努力於政治的轉型偉業。

但轉型需要轉型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那是一種高度知識整合與企圖的意識，在今天的亞洲、新加坡已在向頂級城市國家之路邁進，韓國則已成中型的科技大國，甚至連香港亦被動的轉型成中國的金融商業中心，台灣在2008年後，政治上有山崩式勝利的政府，有絕對多數的立法院，那是轉型的最佳時機，錯過了那樣的時刻，2012大選，無論誰當選，都只能是微幅或極微幅領先，立法院則可能3黨不過半。轉型的工作將更趨困難，甚至不可能。因此此次大選，似乎不必有太高期待。（作者是台灣著名時事評論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