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連有參與遊行集會的支聯會成員及年輕示威人士被檢控，次數之頻密，令人質疑當局是否收緊了對遊行集會的尺度，實行秋後算帳。香港是法治之區，社會也不接受任何明顯違法的行為，但遊行集會本質上屬政治事件，政治行為應政治解決，動輒訴諸法律手段，難免會被指是假借法治之名打壓異己。

頻密檢控示威者
當局淪“政治工具”？

遊行示威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香港更曾被冠以“示威之都”的“美名”，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對集會示威抱相對容忍的態度，即使示威者偶有比較出位的行為，也鮮見當局有大動作起訴示威者。政府對待示威遊行，是相對寬鬆的。

但是，近期接連發生的事件，令人質疑當局開始主動出擊，打壓異己。這些事件包括：

●港大女生陳巧文事先張揚參與今年1月8日反高鐵“包圍立法會”行動，但之前一天（1月7日），4名重案組探員突到陳巧文父親家中，詢問陳巧文的聯絡方法，陳巧文質疑警方欲透過其父向她施壓，令她不敢包圍立法會。1月9日，陳巧文被警方拘捕，指她在元旦遊行及去年11月29日反高鐵遊行時襲警。

●今年2月24日是財政司長曾俊華發表預算案的日子，當晚，曾參與元旦遊行的民間電台FM101創辦人之一梁穎禮，因涉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被捕，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批評警方的行為明顯有政治意味，刻意在預算案公佈時“遮遮掩掩”。

●今年3月11日，警方拘捕支聯會兩名副主席及3名常委，控以“非法集結”罪名，指他們去年12月25日抗議北京重判劉曉波時，企圖衝入中聯辦等行為“破壞社會安寧”。被起訴的李卓人指和平集會被起訴是響起了香港日趨“內地化”的警號，港大法律學者陳文敏指出，“非法集結”罪定義太闊，較易被指牴觸人權，又指有關條例在1960年代訂立，當時是針對暴動、騷亂等事態。

我們不贊同以暴力、破壞公眾秩序及危害別人生命及財產的手法抗議示威，我們贊成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抗爭，但在2010年頭三個月，竟然每一個月都有一宗打壓異己之嫌的政治檢控個案；執法當局一改過去相對寬鬆的態度，接連起訴多名示威者，其中更巧合地發生在反高鐵“包圍立法會”事件前夕及預算案公佈當日等“敏感時刻”，實在令人質疑，當局對遊行示威的態度是否有了重大改變？

香港早已建立優良的遊行集會文化，絕大部份均和平進行，過去偶有與警方發生輕微推撞，甚或衝破警方架設的防線，但絕少發生嚴重的暴力事件，亦鮮有對市民生命財產構成威脅。由此可見，香港的遊行集會基本上不是肢體衝突事件，而是政治事件，遊行示威者的訴求才是社會應關注的重點。就以上述數宗事件為例，當中涉及的主要包括高鐵爭議及內地打壓異見人士，這類政治事件，政府應以政治方式解決。如果動輒以法治為名拘捕示威者，難免被人質疑執法當局已淪為政治工具。

“依法辦事”
打壓異見常用說詞

香港執法隊伍以專業聞名，相信他們都會謹遵法律行事，提出的罪名及法律條文都是有根有據的，不會“砌生豬肉”。在上述事件中，警方每次被質疑政治檢控時，總回應稱只是“依法辦事”，但“依法辦事”是否就代表合情合理？

澳門當局拒絕示威者及記者入境，強調的正正是依法辦事；中國內地拘捕劉曉波、譚作人，強調的同樣是依法辦事；內地政府發言人每當被外國傳媒質疑打壓異見人士時，總是強調某某人是被依法判刑，連特區政府突然阻止保釣船出海，也說是依法辦事。政府與人民總是處於一個不對等的權力位置，政府擁有大量資源、龐大的官僚隊伍，要“翻箱倒篋”找來一條“合適”的法例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並不困難。

“依法辦事”一詞，是許多政府打壓異見最常用的說詞，今日特區政府接連拘捕示威者，更以1960年代訂立、針對當時暴動的法例作出起訴，如果政府沒有合理交代，公眾實在無法釋疑。因為這樣的“依法辦事”，根本無法取信於民。（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