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戊戍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脫險，登上日本軍艦赴日。

倉皇逃命，任公除一身穿戴，只有廣東話的“帶著兩梳蕉”（一雙手）上艦，此外別無長物。艦長送他一部小說《佳人之奇遇》遣悶。他一讀之下，他對小說有了新看法，也開始了他“小說救國論”的思考。

柴四郎這本梁氏譽之為“文章之絕佳，可稱絕步”，小說內容則是“且彼等盡系國破家亡之人，相謀復興之策，其心理之表現，均不謀而同，曾受極端壓迫，為國家興亡抱必死決心，為骨肉朋友之正義，而犧牲自己……均係人群進化、公理公例，侵略壓迫民權革命，優勝劣敗之經過，英雄豪傑偉大事蹟”。

政治小說以救中國

梁氏也以泰西的“魁儒碩學，仁人誌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而小說一出，學生、兵丁、市儈、農氓、工匠、車夫馬卒、婦女、童孺，無不人手一卷，口誦傳閱。因此，每出一書，全國議論為之一變。所以，他認為欲救中國，轉弱為強，即政治小說。所以，他不但翻譯小說，他也動手寫小說，大力鼓吹小說救國。

另一方面，中國人之所以“惑堪輿，惑相命……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墓而闔族械鬥，殺人如草……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輕薄無行，沉溺聲色，綣戀床第……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為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為傷風敗俗之行，毒遍社會”“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有梁山之盟……充斥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為哥老會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團者起，淪陷京國，啟召外戎”都因中國的傳統小說之毒害也。這說法，其實是過度簡化了“醜陃的中國人”各種複雜而深層的因素。

少年殺人效法卡通

一幣兩面，小說的影響，有好有壞。好壞影響的兩個極端如任公所描述的，畢竟為數較少。每部作品的影響力，各有不同；大多數作品所發生的影響力，十分有限，猶如過眼雲煙者居多。例如胡適之所推崇的美國名律師丹諾，替兩個少年無端殺童脫罪，理由為兩個惡少是受了尼采超人哲學的影響。尼采的學說或邪說，誠然影響深遠，但是否促成兩個惡少殺人的動機？只能存疑。他們真的讀懂尼采的學說嗎？

尼采的作品，讀得下、讀得懂的人，不及《哈利波特》的萬份之一啊。

上述《佳人之奇遇》，能成為中國近代最具影響力的百部翻譯小說之一，是時代使然，更是當時風雲人物任公翻譯推介之力。換成另一譯者，這部據說粗糙的作品，未必有此際遇。

19世紀的人讀小說，20世紀的人看電視，這話大致不錯。詩巫少年入屋偷竊被發覺，竟狠下心連殺四人以滅口的，被捕後招認殺人是模仿他最愛的卡通片《名偵探柯南》的手法。小說、電影、電視、流行歌曲等等，都有影響力，到了極致，好的可以“救國”，壞的可以害人。在這人有知的權力高漲的年代，有益世道人心的作品，人多不感興趣；而敗壞世道人心的邪說，卻有存在毒害眾生的無限權力，奈何？（馬來西亞南洋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