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月18日是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南巡講話”20週年，若沒有這一番談話，把改革開放決策定調，起了最關鍵的作用，中國將不會有今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盛世成就。“總工程師”救了中國，也挽救了共產黨。20年後，沒有了鄧小平的中國將何去何從，如何把好這個舵、要選擇什麼方向，中共中央卻諱莫如深，既沒有紀念，也沒有討論，更沒有宣示，格外引起猜疑。

今年也是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年，領導人面臨換屆，國家主席胡錦濤的低調表現，顯然只圖平順交班，不求特別歷史定位，不欲打造理論或政策框架，讓“胡規”綁住繼任者的手腳。換言之，“穩”字仍然當頭。然而，18大畢竟要發生繼往開來的作用，光一個“穩”字，絕對不能應付國內外的挑戰，甚至，不求發展和進步的話，將連“穩”都可欲而不可得。

18大面臨的形勢，一是“把經濟頂上去”，不但“保八”，而且走向世界第一；另一則是“把政治安下來”，消除貪腐和拉近貧富差距，以及因應維權帶來的改革需要。平實說，經濟軟著陸的經驗豐富，中共應有信心達標；至於政治安下來，卻是形勢嚴峻，而且缺少像鄧小平一錘定音的指導綱領，極端的言論激盪，充滿了不確定性。

衝擊政治安定的因素，可以用烏坎村事件作為表徵，來說明近程的抗爭浪潮，和遠程的發展目標。也藉此看出中國並不是“一放就亂”，維權也非毒蛇猛獸，政治的改革開放，會帶來“動態的穩定”，與經濟發展相得益彰。

烏坎村從村民抗爭村官貪腐賣地開始，多次上訪未果，衝擊村委會和公安派出所，釀成警民衝突，村民代表被抓，一人疑遭毆死，上萬村民憤而集結，地方則出動軍警圍村，甚至切斷水電供應，一時成為國際焦點。其後事態急轉直下，在廣東省介入處理後，不但滿足村民訴求，雙規處置失職的地方官員，而且承認村民選出的自治組織合法，村民的抗爭領袖隨後被選為村黨總支書記。

這是中共建政62年以來，首次承認人民的自治組織合法性，也顯示以壓制手段對付維權抗爭的思維，有了根本性的轉變，意義極為重大。

它顯示：一，官員貪腐呈現集團化的傾向，明目張膽、恣意妄為、官官相衛、越肅越貪；二，民智漸開，維護自我權益的意識高漲，敢於行動，村民懂得組織動員、據理抗爭，不但方法靈活，文攻武鬥、路數分明，絕非盲衝亂打，而且見好就收、十分成熟；三，傳播力量強大，利用手機、網路廣為宣傳，擴大視聽爭取支持，不但有國內網民相挺，也獲得外國媒體聲援，形成不能小覷的聲勢。四，高層官員心態開放，能夠面對民眾訴求，而非一味壓制或迴避，處理危機明快，不怕突破框架、拋開陳規，具有克服問題的能力。

它意味，官民的衝突將會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鬥爭越來越難搞，有樣學樣的擴散效應越來越強，以及上層官員的素質和能力與地方官員落差嚴重，境外媒體介入形勢越趨複雜。這個趨勢，中共中央不可能未見，十大不應該不面對，須共思化解之道。換言之，中國社會正呈越來越亂的景象，每年發生十數萬件的社會抗爭事件，可為印證。中共要如何因應？

換言之，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經濟取得驚人成就後，民間力量甦醒，對社會不公平、公權力不彰的忍受程度日漸薄弱，敢於挑戰權威，幾乎到了遍處冒火頭的地步，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壓制或捂蓋抗爭事件，證明已捉襟見肘，只會蓄積更大反彈壓力。正面處理“烏坎村事件”，反而取得良好經驗，值得當局思考。

統治者貫性的思考，總擔心“一放就亂”，“烏坎村事件”顯示開放反而增加了政治向心力，並清理了官僚隊伍。如果擴大這樣的思維，深刻化其經驗，建立處置規範，對人民受害的救濟、對無理需索的拒絕，就能有建制化、細緻化的區隔對待，不致鼓勵刁民撒潑，也不致犧牲人民權益，而形成“有序的開放”，紓解社會和政治壓力，轉化為正向能量。

因此，中共當局應正面對待烏坎村的自治組織，不吝給予行政支援，讓初生的民選官員有伸展的空間，讓它成為一個成功的“民主試點”，並擴大其經驗，作為未來推動選舉的參考。（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