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為什麼你不說話？”

這句說話，最近聽到很多次，聽得耳膜也好像有點累了。

吳志森因為“節目改革”而被革職，有傳為政治審查，絕對影響港台的公信力。我在這爿專欄問港台公會，為什麼你不說話？

左報大手打擊學者，請學者們回到象牙塔，不要影響社會。商台主持李慧玲在專欄文章質問學者們，為什麼你們不說話？

出版社次文化堂堂主彭志銘先生在facebook向樹仁大學開火，指中聯辦郝鐵川先生撰文說：“學術話題是指僅限於學術界人士談論”、“學者的影響只限學術界，而不擴延到社會”、“他們（的話題）（應該）只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只供學術界欣賞……”為什麼樹仁的校長、老師和學生，為什麼你們都不說話？

或是看著范太對記者說，原來立法原意早已闡明，泛民所有人，不論光譜，同樣沒有說話。也有網友在網上問我：“為什麼你不在光明頂說說這事？”

問我為什麼不說話。

手機勇者鍵盤戰士

在網上看到陸客的不衛生行為，有很多人拍下照片。網上好些“行動派”說，為什麼看著陸客在地鐵吃麵，就地大小便，大家就只會做手機勇者、鍵盤戰士，沒有上前阻止，或是提醒洗手間就在不遠處。唯一一個發聲的，就成為了英雄。

發聲，需要勇氣，還要承受中國式的各式各樣的指罵。發聲，就要承受人家不同意自己。香港人（或是說中文的網民吧）對香港作家或是評論人，那種眼紅、妒忌以至人身攻擊，套句廣東話，“真係唔係人咁品”（我不用狗做比喻了，有失身份嘛！哈哈）。大家如果不太健忘，前陣子才有一張訪Siri的圖，訕笑香港發生什麼事情，香港的記者就只會找蔡子強回應。

發聲，更要面對各式各樣的壓力。十年前，仍是官的葉劉淑儀女士搞的那個23條諮詢，推出了一堆“意見書”。我讀到不少以左派學校原稿紙寫成的“意見書”，好些連剔和老師評語沒有刪走就變成了“諮詢意見”。我們一群傻傻戇戇的大學生重新再做的那些意見分類時，有一位參與的學者在夜晚和我們“分享”他的感想。他說，有一天下午他的上司曾經走到他的辦公室，問他為什麼要做這些事。當時《那些年》仍沒有上畫，你對著那些上司說：“世上大部份事情都是徒勞無功的。”他不會笑。那位“上司”的“溫馨提示”，是壓力嗎？我不敢說是。至少我沒有證據說是西環打電話去“溫提”學者們。但我都知道，壓力不以個別事件界定，而是一種文化、一種氛圍。

最近在書店看到彭浩翔先生在微博發起“文革口述歷史運動”，收集文革的歷史，結集成書，取名《碎碎唸》。這書的收益，會全捐予鮮魚行學校。彭導說：“因為我相信，教育，是防止這種悲劇重演的最佳良方。”我想彭導也太看得起中國人的質素了。革命是長期的，一場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遺毒，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中毒。如果教育真的有用，為什麼香港人看著不合理的事情，只求“唔好搞到我”，或是媽媽級長輩常說的“閒事莫理，眾地莫企”、“鎗打出頭鳥”、“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從中國語文的語境中，公德、公義、公理的概念，很難以方塊字表述。語言代表民族的思考，既然香港人是用方塊正體字的民族，那就不難想像，香港人對這三公不太瞭解。

中聯辦的大官們，真的過慮了。香港人，根本就是中國人。香港人不理聲音的內容，因人立言，因人廢言。北島先生在書展的講座說過，作家們都變得像教主：“教主具有煽動性，騙財騙色，教徒則不同程度得到自我心理安慰。”作家、評論人寫作，為養粉絲多於建立讀者群。無他的，在香港的文化環境，沒有粉絲，作家連地盤都會守不住，連做作家的門檻都做不了。

從集體文化看死因，簡單得很。要說幾多次才明白，香港之死，不只是死於香港仔特首、政客、官員都是徹頭徹尾的“不該sssss”，而是香港人，（不，所有國籍的人也是）人人心裡都住了一個“不該”。這不是香港問題，這是人性問題。（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