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柔佛古廟遊神申遺成功，成了國家文化遺產。有人說這是政府當局的政治花招，也有人回說不要把此事政治化。其實，柔佛古廟遊神本來就有其象徵意義。柔佛古廟的“存在”意義，常常也反映了一種官民關係的互動。其“政治性”，很多時候是“心照不宣”。

華人傳統社會對“公”領域之關注，不外乎處理對“天、地、人”之事。反映在“文化新山”，不分幫派的綿裕亭中華義山是處理華人的往生之地；而人世間最在意的自強之道，主要置於教育事業上，“民辦學校”一直是華社所關注之事，“寬柔”是新山華社共同扶育的公益性教育大業。至於柔佛古廟，則是人們“天人相合”的心靈寄托之所。如此的“一山一廟一校”，是新山華社的文化格局，亦是華社“公”系統之活動空間。

這樣的格局，不全然是華社的自然形成。畢竟此種格局在全馬是罕見的。新山華人傳統社會文化格局的形成，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延續問題，同時受到國家的制約。獨立前所謂“半自治”的華人社會，並非讓其任意行使，而是具有官方政府的監管和介入。如果沒有當年柔佛天猛公王朝統治者睿智的“獨尊義興”政策，相信不會有“五幫共存”的義山，不會有柔佛古廟的包容精神傳統。源於潮州民俗的“迎老爺”古廟遊神，也不容易走向今天“五幫共慶”的盛景。而民間流傳柔佛王室與古廟及遊神的親善傳說，更是說明了這一層彌足珍貴的“官民”友好關係。

然而，這種格局發展在1914年英國全面殖民柔佛之後，出現一些轉折。此後，義興公司被勒令解散，華社公共產業信託人受控於英殖民政府華民政務司，繼義興而成立的柔佛華僑公所的會務進展遭受很大制肘。英殖民政府權勢的強行介入與干預，制肘了華社“公”系統文化場域的自主性有效運作。

馬來亞獨立之後，華社“公”系統依然是華人文化傳承與文化建構的體現，同時也是華人民間社會與國家互動關係角力、衝突、調適、理解、諒解和對話的場域，亦是華社內部結構和資源整合的場域。

尤其是這數十年來，充塞族群偏見和誤解，面對“國家文化”，華社“公”場域裡的文化建構，它可以是激烈的文化抗爭，也可以是文化共享的親善對話。它提供了華社強化族群想象，自我認同，也希望他者能從誤解到理解，尊重華人的文化。而馬華表演文化和節慶文化的打造，事實上是最“安全”的一種表達方式，也是族群文化一種有效的公共展示。它巧妙地借由各種嘉年華會的精彩文化表演，承傳和再生華人文化，教化民眾，同時建構和諧的對話契機，讓政府和友族也能感受到社區共享的華人文化節慶之聖與狂，促進族群文化交流，並藉此文化場域來表達華社的心聲和共塑具有多元性“國家文化”的誠意。以至於經過各界“文化新山”的努力，陳徽崇獲頒“國家文化人物獎”，廿四節令鼓和柔佛古廟遊神被列為“國家文化遺產”。

然而，當年柔佛古廟征地事件之所以變得格外敏感，古廟山門被拆所引起的憤慨，關鍵亦在於古廟被視為華社之公產，它的象徵意義就變得非比尋常。保留古廟的完整性，意示著華社對維護其“公”系統文化自主權的高度自覺。古廟山門的悲劇，也是國家與民間華社之間失去對話的悲劇。

而今，古廟遊神申遺成功，肯定多少是有其象徵“官民”關係的意義。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政府的強行介入，會是必然的悲劇。過度的政治干預，也可能扼殺了文化的原創性。華社自主地在“公”系統的文化場域中，形塑自我認同和展示族群的主張，是華人文化延續和建構的重要契機，亦是國家與社會關係、族群與族群之間交流的重要文化橋樑。也因此，“文化新山”不應只是熱鬧和喧嘩，更要活得有尊嚴。（作者是南方學院中文系主任）（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