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接見了到台灣訪問的美國報人――《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Katherine Graham），在會談中，明確地表示即將解除長達將近40年的戒嚴令，並且會開放自由組黨。蔣經國當然知道，這會是訪談中最具爆炸性的內容，也必然會成為《華盛頓郵報》的報導重點。

在台灣的絕大部份人，都是從轉譯的《華盛頓郵報》訪談報導中，才得知即將解除戒嚴的重大消息，包括絕大部份國民黨內的高層人士。台灣社會為之騷動，國民黨內更是為之震撼。事實上，正就是為了避開黨內必然會有的強大阻力，蔣經國才特別選了葛蘭訪問來宣佈這個消息，製造既成事實。

很顯然，國民黨內沒有多少人贊同蔣經國的這個決定。就連《華盛頓郵報》報導刊出後，他們都試圖否認這個事實。他們的直覺反應是：美國人弄錯了，應該要趕緊去更正。發現美國人沒有弄錯，蔣經國真的說了這話，他們的第二個反應是：這一定是國際宣傳的手段，蔣經國是為了緩解因為黨外民主運動帶來的美國壓力，才做此宣告，絕對不會認真要解嚴，尤其不會認真要開放組黨的。

因而，之後就來了下一波的震撼。蔣經國下令研擬“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和“人民團體法”，為解嚴和開放黨禁作準備，他是玩真的。黨內大老、高層幹部們不止是反對這些他們看來極度“危險”的措施，更糟的是，他們完全不瞭解蔣經國為甚麼要走這條民主開放的道路？

為甚麼？一部份因為台灣社會上要求民主的聲音愈來愈強烈，黨外民主運動雖然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中受到重挫，然而幾年後卻吸引了新的一批青年菁英，蓄勢待發。一部份因為美國和中國大陸建立正式邦交之後，台灣處境愈來愈困難，必須以民主改革來維繫美國國會中對台灣支持的力量。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卻不是對於蔣經國決策的充份解釋。

這裡必須加上另外一項關鍵因素，也是蔣經國的黨內同志們最不容易理解的因素，那就是蔣經國自知去日無多，他心中愈來愈高漲的對“歷史評價”的重視。蔣經國的糖尿病已經很嚴重了，併發的青光眼讓他視力減退近乎盲眼，腿部水腫則讓他行動困難。蔣經國去世後陸續披露的資料顯示：死生之際，他所受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影響，對他的思考有了愈來愈大的牽制影響。

死後，將在歷史上留下甚麼樣名聲呢？這是那段時間，蔣經國念茲在茲的大問題。後世史家會記錄他在建設台灣上有一定的貢獻，這是他可以稍感安心的；但後世史家卻也一定會記錄他長期主持台灣情治系統，調查、迫害了多少人，多少“白色恐怖”時期的案件都和他脫不了關係，這是他最擔心害怕的。

要在歷史上留下正面的評價，他需要比做一個成功的執政者更大的功績，才能平衡、蓋過“白色恐佈”中他犯下的錯誤。他必須開創一個新的歷史局面，留下穩固的成績，才能有讓自己可以放心的歷史評價。

離他謝世，只有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中，蔣經國是在替自己的歷史評價努力。他想到的、看到的，不再是現實利益與眼前權力，而是更長更普遍的是非價值，所以他自願放棄許多仍然把握在國民黨手中的巨大權力手段，給台灣多一點自由，多一點民主。

1987年9月，民進黨“違法”宣佈成立，蔣經國壓制了國民黨內一片取締、逮捕的呼聲，默認同意了這樣一個反對黨，讓台灣民主邁進了很大一步，更替台灣省下了許多動盪與恐慌。

這些過程，尤其是蔣經國臨終前回復到中國傳統態度，對歷史的看重，大概沒有人比馬英九更清楚了。畢竟1986年10月蔣經國和葛蘭的訪談，就是透過馬英九擔任英文秘書的居中翻譯，才有辦法進行的。馬英九還曾為了要口譯如此重要、歷史性的訊息而大感緊張，承受了空前壓力。

當馬英九說：他雖然沒有了連任的壓力，卻有歷史評價的壓力時，我們有理由相信他話中指涉了蔣經國晚年的這段典故。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在他身上，也還是傳流了這樣一種中國文化傳統，對於權力的監督與制約。（作者是台灣《新新聞雜誌》副社長兼總主筆）（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