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讀完杜導正先生的日記《趙紫陽還說過甚麼》，這是《國家的囚徒》（港名《改革歷程》）的姐妹篇。有人說前者是“民間讀本”，後者是“政治讀本”，我完全同意，杜先生對趙紫陽軟禁期間的生活狀態、人際關係等，作了十分詳盡的描述，令人對這位以悲劇下場的改革者感慨萬千。

許多人應該還記得與趙同時期並為蘇聯帝國劃上句點的前總統戈爾巴喬夫，而今年適逢戈爾巴喬夫推動改革的25週年。那天在CNN專訪節目中看到戈氏精神奕奕，雖略顯老態但思維依然敏捷。戈爾巴喬夫是一個浪漫的改革者，也是舉世稱讚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歷經改革路程的驚濤駭浪之後，還是逃不過黯然下台的宿命。他所推動的改革，淹沒了他的政治前途。一個曾經代表蘇聯復興希望的新彼得大帝，就這樣成為令人懷念的悲劇英雄。

25年過去了，但世人從未停止懷念戈爾巴喬夫。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冷戰還不會結束，東歐的共產政權不會那麼快崩潰，兩德不會那麼快統一，柬埔寨戰場的殺戮也不會那麼快結束，而戈氏的和平外交攻勢，卻讓一切變得可能。作為一個強權國家的領袖，戈爾巴喬夫握有比他國更多的資源，能夠發揮比他國更深更廣的影響力，他選擇運用這些力量，摧毀了僵化的兩極對抗體系，於是世界在俄頃間有了生氣，也有了希望，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也才可能出現。老布什在1989年初就職時，便曾在就職演說中提到，“和風正吹撫著大地”，這個和風的來源，指的就是戈爾巴喬夫推動的改革。

可是這個改革終究是有局限的，戈爾巴喬夫畢竟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所以不論是他的“重建”也好，“開放”也罷，最終目的都還是要維持共產黨的統治架構，最多也只是讓社會主義帶有“人性面貌”而已，但有人性的社會主義和真正民主改革終究有一段距離。

美國政治學者羅賓遜（James A.Robinson）在《新彼得大帝的沒落：戈爾巴喬夫改革評說》一書中便指出，戈爾巴喬夫在推動蘇聯的改革過程中，並未正確把握政治與經濟改革的優先順序，以致最終陷於失控局面。

此一失經驗已經提供給世人一個重要啟示：在威權政體中進行改革，經濟因素是重要的前提條件，經濟改革必須優先於政治改革，至少要與政治改革同時並進。

戈爾巴喬夫為了推動改革，也曾費心做過一些權力佈局。他把政治權力的重心逐漸由黨的體系，轉移到政府的體系，設立新的國會，並擴大總統的職權，這些卻是以強人手腕推行改革的架式。這些權力結構的安排，也讓蘇聯在一時之間，出現過中興氣象，可是到了真正要落實經濟改革時，戈爾巴喬夫卻又顯得比常人更為謹慎。這固然是政治人物和經濟學家之間所必然存有的差異，但過度謹慎卻又容易流於舉棋不定，處處妥協。戈爾巴喬夫為人所詬病之處，正在此。因而他不得不在保守派和激進改革派之間走鋼索，也使得原先雄心萬丈的改革深陷泥淖之中。當戈爾巴喬夫身邊的改革智囊逐一離他而去之際，他也許已警覺到原先所做的種種權力安排發揮不了作用，因為它終究屬於宮庭政治層次，缺少厚實的民意後盾。民意的有無，便成為他和他的繼任者耶爾欣在權力上此消彼長的關鍵。

耶爾欣在權力爭奪失敗之後轉向訴諸群眾，的確成為他最後勝利的王牌，至少他敢於跳出傳統的政治框架，讓人民對未來有了新的希望。可惜耶爾欣包括普汀後來沒有善用他們的改革方案，來保證人民對他們持續的支持。政治畢竟不只是權力遊戲而已，訴諸群眾的民粹主義的作法，也不能變成家常便飯。菲律賓“人民力量”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泰國群眾運動日漸式微，大馬“烈火莫熄”有時而盡，就是一個最好的殷鑑。

近年來，大馬朝野政黨都強調要改革，然而舊時代的舊問題並未完全解清，而新時代的新問題又不斷湧現，帶給社會極大的衝擊，改革路上依然滿佈荊棘。雖然馬蘇兩國國情迥異，歷史條件相去甚遠，改革的內涵也不盡一致，甚至結果之成敗大異其趣，但對民主自由的基本信念，以及對和平漸進改革的實踐原則，應該是一致的；顯示在當今新的世界形勢下，和平民主漸進改革是超越國界的普遍性價值，是人類邁向新文明的共通理念。

每一個推動改革的政治領袖都應該知道，改革是一條不歸路，政治權力下放之後，是不可能中途叫停的。舊權力基礎崩潰之後，在新權力基礎建立之前，是不可能半途煞車的。改革就必須全心全意，可以緩進，但不能猶豫。戈爾巴喬夫的下場就是一個最好的教訓。（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