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伯明翰郵報》（Birminhan Post）的資深報人馬克‧瑞佛斯（Marc Reeves），服務報業25年，從記者、編輯、主編做到助理總編輯，卻在今年1月1日辭職。原因是英國印刷媒體日趨沒落，他不能忍受精神上的負荷，決心離去，以求眼不見心不煩。

他在自己的網志上留言說，離開郵報，最使他難舍和懷念的是報紙的“社會責任”。棄自己獻出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心血於不顧，卻一步一回首於“社會責任”。那麼，報紙的“社會責任”究竟是甚麼，能使一名記者這樣“迷戀”？

翻開新聞學教科書，報紙的社會責任不止一端，但最重要的應該是“監督政府”。

因為今世的國家，社會結構多繁復，人民生活的多樣性也大異於往昔，而訊息、環保、衛生安全等新生事物又一天天增加，於是政府組織日趨龐大，管的事也愈來愈多，個別民眾已無法瞭解政府的全盤事務，亦難注視其盡責與否，只能委由新聞界擔任監督政府的角色。這樣的“委任”關係，就像盧梭的“契約說”一樣，早為舉世各國所接受，所以在憲法中都列入言論自由的條款，以保障新聞界履行其任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在理論上承認了這樣的“契約”，最近更在實踐上展現了積極的態度。溫家寶總理表示，“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進行”。中宣部劉雲山部長要求各級宣傳部門，“要正確對待輿論監督，支持媒體採訪報導”。還有，湖北省長李鴻忠認為，“（負面）事情不怕報導、不怕公開，只要報導得客觀公正就好。公正、如實，這是最高標準”。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稱湖南不忌諱輿論監督，歡迎記者提敏感問題。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更是說，“輿論監督不能叫負面報導，而應是正面報導。現在的輿論監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並稱“我們將創造條件努力支持輿論監督”。

這樣看來，是黨政首長在敦促報紙、要求報紙來盡其“社會責任”了，報業會怎樣反應？應該怎樣反應？

胡適早年寫了一首新詩，題曰〈烏鴉〉，收在他的《嘗試集》里︰我每天大清早起∕站在屋角上呀呀的啼∕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的討人家歡喜

記者“不呢呢喃喃的討人家歡喜”，是善盡“社會責任”的第一步，也是國家得以更加現代化的條件。盡“社會責任”的媒體工作者，才能理解，為甚麼馬克‧瑞佛斯離開報紙時，對這麼一個抽象的概念那般難舍難割。（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