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台灣抗議運動勃興，當時由於房價狂飆，遂出現了首次“無住屋者運動”，他們辦過一次夜晚露宿台北街頭的活動，有20萬人參加，的確盛況空前。

20年時間匆匆已過，但那批人眼見台灣房價再漲，房價高漲已成了台灣民怨之首，遂決定重出江湖，發動新一波無住屋者運動。他們提出了一些主張要求政府回應，並不排除年底再上街頭，並考慮在年底五都選舉時發起投廢票運動。2004年大選，台灣有過第一次投廢票運動，結果是廢票33萬張，而“連宋配”只輸“陳呂配”2萬多張，廢票的確發揮了干擾大局的作用。如果年底五都選舉再搞投廢票運動，將使國民黨更加危殆。

對台灣民主化注意的，都會發現到民主化，削弱政府角色尤其是政府財經角色，以及壓力團體政治等幾乎都同步並進。由於資產階級數量少，有較強金錢權力和社會關係，他們毫無疑問的乃是最大的受益者；至於普通階級有不滿時，遂懂得使用選票這個最終極的政治武器來施壓。就以最近幾週為例，由於問題滋生，各種以選票來施壓及表達不滿的事件即增多：無住屋者不滿，要在年底搞投廢票運動；考試院修正公務員考績法，要規定考績打丙的比例，於是公務員團體反對，也宣稱“國民黨是不是嫌自己的選票太多”；另外，行政院要調整健保費，僱主認為負擔比例太高，要求政府分擔，否則“不滿會反映到選票上”；台北市有幾件事出狀況，包括捷運老是當機，以及開設了市民反感的自行車專用道，人們在指摘時也說“全在五都選舉時發酵”。

選舉本來就是支持的就投，不支持的就不投，沒有甚麼好張揚的。但因台灣的統治者心理虛弱，對選票已出了一種病態的敏感和恐懼，當人們察覺到這一點後，用選票當做施加壓力的武器這種手法即告出現。而問題是，一種主張或不滿，若只是說說，當政者根本就不理會，但若糾合了一群人，宣稱要用選票來抵制或懲罰，他們就會比較緊張。台灣的泛政治化，特別是泛選票化，的確已成了台灣政治的怪現象。由於今年是台灣重要的選舉年，這種現象只會更多而不會減少。

大家都在向政治施壓，根據普遍的規律，商人財團實力雄厚，又可直通權貴，他們的利益只會多而不會少，至於普通百姓的施壓會有多少效果就難說了。最後的結果是甚麼都沒有變也不敢變，就這麼繼續拖下去。最近這段期間，一度聲浪很大的幾件事，包括開徵能源稅，考慮對軍教人員課稅，房屋稅決定由單一稅率變為五級分類課稅，都在選票考量下喊停。在一個對選票有著病態敏感的社會，要在選舉年期望推動甚麼改革及變化，其難度之大，幾乎已和不可能相當接近。

因此，今天的台灣可說已陷在困局中，而這種情況外國早有過先例。1960至70年代，英美的校園運動、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及各種社區運動湧現，社會高度分歧，於是政治人物都膽子變小，不敢有擔當，碰到有爭論的問題就閃一邊，只有等到爭論的塵埃快定，他們才敢決定。那個時代的政治人物是“自保”及“安全”最重要，甚麼“遠見”、“智慧”、“擔當”都因為代價難測而敬謝不敏。拒絕風險是那個時代的價值，它和企圖討好每一種選民，不做可能使選票受到影響的事，可說如出一轍。要討好所有選民，最後一定是甚麼事也做不了，等於得罪了全部選民；每種風險都拒絕承擔，看起來很安全無風險，結果卻是被人輕視，反而風險最大！

台灣原本在今年要推動能源稅、軍教課稅，以及房屋稅改革，現在為了選舉考量全都喊停，他們的“失去選票恐懼症”有多嚴重已可想而知；而台灣各種團體，最近也都特別用選票向他們威脅施壓。而就在同一時刻，美國總統奧巴馬卻拼著11月期中選舉可能會輸，硬是全力推動健保改革。奧巴馬沒有被期中選舉的選票嚇到，他反而可能會因為力推健保改革而扭轉形勢，說不定選票反而會轉過來。政治人物應該有一種認知，那就是不能被動的屈服於選票，而要主動的透過作為，去創造和爭取選票。最近台灣媒體都在稱讚奧巴馬，在這些稱讚裡所折射的，其實就是對台灣那種奇怪的“失去選票恐懼症”的不滿吧！政治人物一定要心中無選票，才有可能無掛罣的推動政務，只要做得夠努力，選票就會自然來。但這道理，馬政府和國民黨懂嗎？（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