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雖然現實未有多少改變，但希望從來也沒有遠離，這個春天尤其令人浮想聯翩。

首先是鄧小平南巡20週年，人們像當年一樣渴望沉悶中的一聲驚雷。這聲驚雷原本期待在9年前“胡溫新政”伊始響起，卻被代之以“和諧社會”，改革的空間不長反消。然而，當人們在不久前聽到總理溫家寶談到“今年是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能做的事情絕不拖延，能解決的問題絕不推脫”時，再一次心潮澎湃地，準備原諒9年苦等，對胡溫政權的尾聲寄予厚望。

其次，繼近兩年頻繁談論政改之後，溫家寶今春再次成為話題明星︰首次正面回應阿拉伯之春，稱“要尊重各國人民要求變革和維護自身利益的訴求”，“任何政府的責任都是為人民謀利益，除了這一點以外，它不應該有任何特權”。他還借南巡紀念之機，重提鄧小平講話︰“不改革開放只能死路一條”。而且，在烏坎村民通過頑強抗爭實現民主選舉之際，他要求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利，強調“沒有程序的民主，就沒有實質的民主”。

再次，打黑唱紅之都的英雄，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戲劇性地從成都美國總領館解押到北京，讓“重慶模式”的前途和中共18大的人事暗戰成為全世界的政治八卦。而《人民日報》刊發題為〈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文章，大談“冒風險也要改革”，因為“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被認為是這個八卦的嚴肅注腳，意味著高層已達成改革共識，18大之後的新“新政”更值得期待。

至少人民還有期待的自由，任何希望和幻想都值得體諒和尊重。同時為了不讓希望再次被“和諧”，不讓生命被耗費又一個9年，我們也不妨趁此機會，討論幾個問題。

《人民日報》文章坦率地說，中國的改革改到如今，“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難啃的‘硬骨頭’。”它沒有直接說透“硬骨頭”所指何物，但我相信在大多數讀者的理解中，都是指政治改革。

準確地說，並非經濟體制改革“改得差不多了”，而是在金融、財稅、地產、國企等等各個領域都問題成堆，甚至不進反退，危機四伏。然而，所有的經濟問題都踫觸到政治的暗礁。正如鄧小平一再表述，溫家寶一再重述的那樣，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無法深入，而且成果難保。

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執政思想在全球的破產，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後把經濟發展作為事實上的合法基礎。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保，也就意味著中共的統治危機。因此，鄧小平和溫家寶在談及深化改革時，都是以一種大聲疾呼的語氣進行警告︰“國家需要改革開放，人民需要改革開放，誰不改革誰下台！對，不改革開放就下台！下台！”，“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表示，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中國內地主張政治改革的媒體及民間輿論，也總是一再借“亡黨亡國”相威脅。他們不知道的是，“久經考驗”的高級官僚，再也不會有誰會被這些話嚇倒。鄧小平也僅僅以這些警告推動了經濟改革，其他人想要以此啟動政治改革，讓人想起經濟學家於光遠說過的一句話：“要共產黨搞政治體制改革，等於與虎謀皮。”

就個人的政治利益而言，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不消說極權專制的毛澤東時代，即便是在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中，事實並非”誰不改革誰下台“，而是恰恰相反，誰改革誰下台——被認為在政改方面不思進取的江澤民、胡錦濤，甚至保守反動的李鵬等中共領導人，都能得以善終，而銳意改革的胡耀邦、趙紫陽，則成為悲劇的政治人物。

這並非是歷史的偶然。從一個想要永遠把持統治權力，視任何挑戰權威的民間努力為敵對勢力的政治集團的利益來說，政治改革並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甚至就是死路一條——至少對於既有的依靠腐敗專制獲利者來說，必須是死路一條。

把“長治久安”作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鄧小平及其他中共領導的論述，政治改革就意味著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著挑戰，意味著公平的競爭，意味著一切皆有可能。

一個腐敗專制的政治利益集團，經過改造以後是否能夠新生？當然有這個可能。甦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台灣的國民黨都是如此。然而，把拒絕統治權力的挑戰作為新生的前提，在全世界都還沒有先例。

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在接受採訪時指出，鄧小平與胡耀邦改革動機的區別在於，前者是為了救黨，後者是為了救民。救黨者權杖在握，救民者黯然下台。要麼胡德華說法不成立，要麼政黨利益和人民利益並不像政治宣傳中號稱的那樣始終一致，而且前者大大凌駕於後者之上。

當《人民日報》再次以“救黨”的立意談論深化改革的時候，我們有必要認真思考這一問題︰政治改革到底是為了甚麼，救黨還是救民？假如二者發生衝突，應該如何取舍？救黨的改革在何種前提下才有可能？（後南巡時代的中國政改．上）（作者是中國著名時事評論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