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史館最近出版《蔣中正總統五記》一套6本。在《蔣介石日記全集》千呼萬喚仍不來的今天，出版《五記》或可稍稍彌補不出《全集》的缺憾。

《全集》不是不出，而是出不了，因為蔣家後人之間對繼承權的糾葛解不開，整機待印的中研院近史所只好終止作業，於是一家之私害了一國之史。

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在《五記》序言中指出：“日記本屬個人生活方式的記錄，是‘我之歷史’，但不能沒有社會性――涉及他人他事的記載，日記歷史文獻價值因此存在，故就歷史研究言之，史家早就視日記為史料之一種重要形式。”

而蔣介石日記涉及“他人他事”的“社會性”自更不待言。他的日記始於1917年，終於1972年，共66冊，幾乎是政府遷台前的全部民國歷史、遷台後的半部民國歷史。不管國民個人對他的愛憎與抑揚如何，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他的日記中。為了認識國家，瞭解自己，怎能不讀他的日記？

《蔣中正總統五記》是從蔣的日記分類抄摘下來的。是早年陳布雷主持“總裁事略編輯室”時期，由編纂人員就當時已有之日記內容分類，以編年體方式摘編，分為《困勉記》（上下兩冊，記述蔣個人奮力以爭、艱苦求進的事蹟）、《省克記》（是人格修持的記錄）、《學記》（讀書學習心得）、《愛記》（人際網路與社會關係）、《遊記》（遊歷聞見）。這些內容，穿梭半個世紀，跨足公私領域，極具意義的歷史事件隨處可見。

譬如，1940年11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向重慶國民政府謀和，《困勉記》中記述：“此條件，不過文字變換，而內容實無少異，錢新之不察，以為較汪奸之條件減輕矣，希望政府採納，是真祇知私利，而不顧國家者也，可痛！”可見蔣抗戰到底之決心，早已確定。

再如，國民黨“聯俄容共”期間，俄共任命鮑羅廷來華為孫中山顧問，“中山艦事件”後，蔣與鮑之間關係惡化。1927年1月12日蔣至武漢，晚宴席上與鮑正面衝突，《困勉記》中記述：“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踰於此！為被壓迫而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余決伸中華民族之正氣，而救黨國，俾外人知華人非盡是賤者，而不可侮辱也。”是則國、共兩黨之必將分途，於此處或可預定。

蔣介石日記自從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閱覽以來，吸引海內外大批學者前往參閱研究，各種論著紛紛出版。尤其在中國大陸，因為歷史、政治等因素，蔣介石日記研究者眾，更形成一股莫之能禦的“蔣學熱”。

“蔣學熱”碰到“辛亥百年”，相激相盪而又演化成“民國熱”。民國的人物故事吸引了社會大眾，也成了商機所在。數十本民國史、民國事、民國人的書籍，一下子湧上市面，都佔據書店顯眼的位置。原來冷藏在故紙堆的民國材料，一時間在共和國的土地上回溫過來。

除了紙本書，民國也在電影和電視上走紅。慈禧和光緒退位，小鳳仙和蔡松坡上台。台灣很多高中生對林覺民“無感”，但大陸青年人卻對“意映卿卿”琅琅上口。

大陸當局從前掩藏民國史，現在掩不住了，只能定出底線：民國事用作愛國教育可以，但別談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

大陸從前指蔣介石不抗日，仗是共軍打的。蔣日記公開後，大陸改了口，抗日主戰場是國軍，共軍在後方游擊戰上有貢獻。

由於歷史和意識形態等因素，蔣介石在大陸、在台灣都不是沒有爭議的。讓他的日記為他自己定歷史地位；經由日記，也能更清楚看到他未經修飾也未被汙染的本來面貌。《五記》並非《日記全集》，對蔣和對讀者均有不足和不公，願蔣家後代善待其先人，也善待人民。（作者是台灣資深報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