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國第11屆全國政協、全國人大第5次會議閉幕，這次的“兩會”很不一樣，不僅因為面臨全球性政治經濟衝擊，必須在經濟上轉型，也因為與5年一度的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在今年接軌，中國的領導人於年底十八大就要換屆，“兩會”中出現省級以上的領導人，誰主浮沉，是政治觀潮的最高點。

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揭露的訊息，具有極重要性，無形中成為這次“兩會”的“最亮點”，也最值得討論和深思。

一、溫家寶在中外記者會上回應“王立軍事件”，高調指出“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事件中吸取教訓”。次日，中共中央即宣佈，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由現任副總理張德江接任。中共沒有說明薄熙來的去路，媒體相信，薄熙來在十八大之前已經垮台，說不定遭到監管。

中共中央在兩會後便快速、突出處理薄熙來人事，而不是延至十八大集體順勢自然變動，當然讓人起疑：

1.緊迫性――深恐拖會生變，使外界誤認薄熙來已穩住形勢，中央忌憚不敢動他，於是更多人便敢放膽集結山頭，開砲造反，使十八大的形勢更難控制。尤其對中央當前開放的政策方向，絕不容出現質疑的聲浪，因此拔掉薄熙來，屬於危機控管的早期處置階段，也就是“消滅於萌芽之初”，也使北京有餘裕，在未來超過半年的時間中，逐個擊破仍有意挑戰的山頭勢力。

2.單純化――中共中央立即表態處置，有助撥開疑雲迷霧，讓有二心者拉韁勒馬，讓觀望者順風轉舵，而能及早釐清，使形勢單純化，在十八大前形成舉國一致的認識和行動準備，寧讓萬馬喑，不容萬馬騰。今年是中國的“政治年”，預計更多的十八大部署還會陸續出籠。

於是，王立軍事件、薄熙來解職，便絕不是單純的個人起落，而顯示路線之爭已見諸台面，讓中共中央心生警惕，必須快刀斬亂麻；也反映出內部的緊張已無法遮掩。溫家寶以總理的地位，首次評論“王立軍事件”、提到了路線問題，顯示中央對此已有結論，為此更迭人事，並為路線作了重新確認，而不延宕至十八大處理。

既然如此，相信對王立軍的調查已近尾聲，便該儘快公佈結果――總不能調查未結束，處分已出爐。同理，對薄熙來的究責也該儘速交代，到底功過幾分開――總不能拉下一名中央級的領導人，卻不說清楚他犯了哪些錯誤，這是程序正義，也是法治原則。國家現代化、不走文革回頭路、不搞權力暗室鬥爭、不重演早些年砍人頭的交班，便意味政治要透明化，是非要向社會和人民交代。

中共中央也不能否認，即使薄熙來犯了錯誤，卻獲有幾千萬市民人心，因此處置高支持率的官員，須注意別傷害了人民感情，以及打擊認真辦事的官員士氣。胡錦濤主席不是說“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因此，對於薄熙來的發落，必須在發佈調查報告的基礎上，迅速完成後續人事處理。兩會甫落幕，高官即落馬，相關的審理調查和相應的處置，也該有同樣的效率，不適合硬是由溫總理“閒話一句”。

二、溫家寶期待，不僅要作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番言論，可謂石破天驚，前所未聞，比起薄熙來的任何談話都更具革命性，更有造反中央的煽動性，好在是溫家寶拋出，不會惹出事端。然而，甚麼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項目內容？溫總理沒有說明。望文生義，“劍指高層”應非妄言。可惜，“炮打司令部”沒有特別指涉，便流為空包彈。

溫家寶對政改的堅持推動，不惜撂重話警告，從國內而國外，也非只一次，如“推動政改，風雨無阻，至死方休”，其苦心孤詣、語重心長，聞者莫不動容。然而，他總像一位獨行俠，在中共黨內得不到共鳴，甚至連肯定烏坎村村民選舉，也在黨內回應寥寥。進而，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之輩，公開以“五不搞”，即“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與溫家寶搞對抗。

何況，在十八大之前，“維穩”是最高原則，政改引起的波瀾絕非中共願意承受，溫家寶的苦心，形同個人對社會的告白，有震動人心的催情作用，卻鮮有推動的可能。他的公職生涯評價，必然因勇敢呼吁政改而拉至歷史新高，卻恐怕在其任上看不到落實。他的挫折、鬱悶、無奈，海內外感同身受，期待他在剩下的一年，能拼出過去9年辦不到的政改成績，作好舖墊的先頭工作。（作者是旅美資深報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