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有成見的人會說，現在中國社會貧富懸殊、貪腐遍地、民怨甚深，遲早會爆發“大麻煩”。

他們所說的部份現象是事實，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現實矛盾。但他們沒有看到另外一面，中國經濟騰飛，國際聲譽日隆，農民的負擔減輕，兩億多農民工進城工作，人民生活有一定的改善。

負面的東西和正面的東西相持不下，但仍取得適度的平衡。也許正面的東西大一些，因此出大事情的可能性不大。

領導人的確“以民為本”

中國領導人的確是“以民為本”，“情為民所繫”。看胡、溫經常走遍全國，特別是哪裡有災情，哪裡便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這並不是做“秀”，而是真真實實關心民隱。溫家寶總理在四川災區，在雲南災區那麼動情，而且是第一時間到達，令人感動。以中國地幅的廣闊，災情的多發性，總理日理萬機，要經常到處跑，的確不容易。難怪不少老百姓關心總理的健康。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兩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了社會矛盾的存在和複雜性。他說：“各種積極變化和不利影響此長彼消，短期問題和長期矛盾相互交織，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相互影響，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兩難’問題增多。”這也就是說，中國社會還存在著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

早在30年前，鄧小平就已經指出，“歷史上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8.18）。6年後，他又指出：“我們愈來愈感到進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的談話，1986.11.9）。同年，他更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3卷176頁，1986.9-11月）。

到了晚年，鄧小平以他的銳敏的眼光，仍然看到影響今日社會矛盾的重要問題。他指出：“小部份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鄧小平年譜》下卷1364頁，1993.9.16）。

鄧小平不幸而言中，分配不公，貧富懸殊。許多大小富豪一擲萬金，在香港購買豪宅、金銀珠寶，已使“港燦”們為之側目。就是家人移民或旅遊到了外國，那種豪奢作風，也令老外搖頭。這不是好現象，這破壞了中國人民傳統上勤勞節儉的好風格。

至於權貴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筆者曾稱之為“官僚資本捲土重來”更是不容忽視的一個社會現象。到了去年，由於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國中小型民營企業陷入困境，國營大企業乘人之危，既投資於有厚利可圖的房地產，又併吞或入股頗具規模的民營企業，出現“國進民退”的現象。

值得重視的“國進民退”

國營經濟的日趨壟斷，擠壓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明顯違反市場經濟的競爭規則，有損於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部份國有企業已經由特殊利益集團主導，在企業內的分配出現“貧富懸殊”。管理階層在定薪、分紅、配股等方面獲得特殊利益，分配不公正在國營企業內出現。

許多基層官員對人民實行“專政”，加上分配不公、司法不公，這就是激化社會矛盾的根源。

中央政府在發展經濟、保障和改善民生、反腐倡廉建設等等，作了不懈的努力，因而在緩和社會矛盾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要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推進政務公開，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和行政複議制度，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關鍵仍在於制度性建設。充份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就要對一些明目張膽妨礙輿論監督的事例進行公開處理，表示政府支持輿論監督的決心。只有在陽光下的支持輿論監督，才能使其作用充份發揮！

社會矛盾和經濟發展暫時能取得平衡，終非長治久安之計。要真正達至一個和諧社會，一定要使社會更加公正、平等。民主和法治，是達至公正、平等的不二法門！（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