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出所料地，中國“兩會”上連續傳出治理網絡的呼聲。其中，政協委員賀捷生的發言令人動容。不僅因為她是網絡謠言的受害者，而且因為她是賀龍元帥的女兒，提到“文革”往事，一度哽咽難言。而溫家寶總理在“兩會”結束的記者會上，痛陳中共“文革”錯誤，警告嚴防“文革”重演。網絡言論引發“文革”聯想，也幾乎在每場論戰中都被人提及。二者之間到底是甚麼關係？值得人們仔細分辨。

賀捷生說，“文革”大字報顛倒黑白，禍國殃民，令人深惡痛絕，如今卻在網絡上死灰復燃。一是有人假冒她的名義寫了一張攻擊賀龍的大字報，在網絡上傳播，讓她背上黑鍋；二是有人以研究文史資料為借口，搜集整理大字報。她認為應該把大字報界定為非法出版物，不屬於文史資料的範疇，必須悉數屏蔽和刪除；應該加速網絡立法，通過教育使年輕人文明上網。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賀龍就被貼出大字報，揭露他要搞“2月兵變”。隨即，他被紅衛平抄家和批斗。最後他被投入秦城監獄，慘遭虐待，迫害致死。賀捷生也在劫難逃，自己被關押和服苦役，丈夫被折磨致死，女兒自殺。基於這些慘痛的人生經歷，她對“文革”大字報的恐懼，完全可以理解。不過，我仍然不得不說，她所談的問題，和網絡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首先說造謠。如今網絡謠言隨處可見，的確讓人感到厭惡，違法者也理當受到制裁。不過，從“文革”中九死一生過來的賀女士應該知道，謠言和網絡並沒有必要的聯繫。沒有互聯網的“文革”時期，她父親被人捏造的謠言比現在不知道要嚴重多少倍，諸如“通敵叛變”、“謀殺主席”等等。這些謠言成為奪他性命的理由。

網絡的確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平台，謠言也找到了滋生和傳播的溫床。網上也的確出現一些大字報式言論，讓人想到“文革”荒唐歲月。但是，這些謠言和“大字報”對人的傷害，相比“文革”來說，還是要小很多。當然，不能因為傷害比“文革”小就不追究。對於誹謗誣陷，無論網上網下，並不需要另外立法，賀女士完全可以根據現有法律，起訴造謠者和傳播網站，而不是像她說的那樣束手無策。

不去追究施害者，卻要求對整個網絡進行懲治；有現成的法律而不利用，而要求另行立法。這樣的做法，並不是法治的思維。就好比有人伸出拳頭打傷了你，你不去起訴這個人，卻要求對全人類的手都進行管制，甚至讓所有的手都殘廢。為了一個“好”的目的，不惜濫用權力，正是“文革”最應該檢討的地方。

至於說大字報不屬於文史資料，就更值得商榷了。賀女士要求把大字報界定為非法出版物，然後就可以進行屏蔽和刪除，這實在是錯誤的想法。文史資料的界定並不需要法律規定，非法出版物、反動言論甚至大屠殺的文件，都是理所當然的文史資料。對於自己不喜歡的東西，作為歷史也要“屏蔽和刪除”，這正是“文革”的做法。“文革”遺風至今橫行網絡，恰好就是對“文革”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對“文革”歷史進行屏蔽和刪除，導致人們對“文革”的認識越來越偏離。“文革”中的大字報的確非常糟糕，造謠污蔑和喊打喊殺不是真正的辯論。但是，把大字報當作“文革”的原因，甚至等同於“文革”，這根本就是一種誤導。這就連官方的反思都不如了。中共11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並非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文革”中誰都可以貼大字報，是真正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賀捷生反駁網絡謠言時說，自己當時根本就沒有寫大字報的權利。那些有權利寫大字報的人，也並非有權利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想寫誰就寫誰。“文革”中的大字報，無論被當作是“大民主”，還是被認為“太自由”，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文革”中的群眾並非沒有人管，而是有人管得太多，控制了人們的思想，大家都成了提線木偶。根據中共黨史資料，賀龍被貼出大字報，並非是一個像今天網絡一個普通的帖子那樣問世，而是高層鬥爭的結果，紅衛兵不過是一粒粒棋子而已。賀龍死後，毛澤東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任呢。”

今天的網絡中出現很多“大字報”——不講道理，只顧立場，邏輯混亂，表達粗鄙的文章或言論——也不是因為官方沒有“淨化”網絡環境，而是自“文革”以來，無論是學校還是社會，沒有教過辯論的規則，不懂得尊重別人，不知道如何去說服別人，除了侮罵就是呼吁公權力介入。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對“文革”進行更多的反思。（作者是中國著名時事評論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