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很好奇台灣成大教授蔣為文告黃春明“公然侮辱”的訴狀，到底是怎麼寫的？

也很好奇開庭時蔣為文用甚麼樣的態度對待檢察官與法官？最好奇的是：檢察官、法官是用甚麼語言跟蔣為文對話的？會是全程台語嗎？還是依照我們一般理解的，是用“國語”進行的？那麼，當檢察官、法官講“國語”時，蔣為文有沒有在口頭上指控他們“可恥”，還是當場舉牌說他們“可恥”？

這整件事的開端，這整件事的症結，我們都知道（也許檢察官、法官不知道？），在於蔣為文在國家文學館的公開演講場合，舉牌罵黃春明“可恥”，牌上寫的全文是：“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從這面惹火黃春明的牌子，我們可以明確知道蔣為文的信念與價值，那麼，有意思的是：如果台灣作家用“中國語”創作是“可恥”的，那麼台灣的檢察官、法官，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寫起訴書、判決書，可恥不可恥？

我實在想不出有甚麼道理可以自圓其說：台灣作家用“中國語”是可恥的，台灣檢察官用“中國語”就不可恥？有甚麼道理對“作家”有比較高的要求嗎？作家的作品，你不喜歡大可以不買不讀，然而法律公文書卻是強迫所有人，包括蔣為文自己，都得接受。

如果蔣為文連作家用“中國語”都那麼受不了，應該對檢察官、法官用“中國語”，更加義憤填膺吧！

麻煩哪位記者跑個腿，去問一下蔣為文，或問一下檢察官、法官，在司法過程中蔣為文可曾就“中國語”提出抗議，有要求起訴書、判決書必須用“台灣語文”書寫嗎？更重要的，他有對使用“中國語”的檢察官、法官罵“可恥”嗎？如果他用這樣的標準、這樣的態度對待檢察官、法官，他們對這個案子還會是同樣的看法嗎？

不是很奇怪嗎？一個因為人家用“中國語”寫作，就氣呼呼地跑到公開場合去罵人家“可恥”的人，卻欣然接受用同樣一種“中國語”寫成的判決，還認為這樣的判決“還給他清白”，怎麼這時候“中國語”就都無所謂了？還有，這樣的判決到底還他甚麼樣的清白了？會場上的衝突中，黃春明回罵蔣為文罵得最兇的，是說他：“心胸狹窄，也可恥！”所以蔣為文意味著：判決證明他沒有“心胸狹窄”，也就是證明他接受了“中國語”了？

黃春明是有錯。一錯錯在對不值得生氣的人生氣，二錯錯在沒有先到法院去告蔣為文，讓“打人的喊救人”的策略得逞，先挨罵才回罵的人，竟然莫名奇妙成了被告。不過，黃春明的錯誤還是有一定價值的，至少可以讓我們思考談論：拿“台灣語文”這樣責求別人，自己卻可以輕易對充斥“中國語”的體制妥協讓步的人，應該可以算是可恥吧？（作者是台灣《新新聞雜誌》副社長兼總主筆）（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