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台灣評論人楊照曾在其文章寫美國總統詹森。詹森出身南方，帶有濃厚白人優越感和對黑人的歧視。他的黑人司機曾回憶，經常被詹森以充滿種族歧視的語言辱罵，使他萬分難受。

但正正是這樣一個白人主義的詹森，在他擔任總統任期內，通過了劃時代的《民權法案》，給了黑人與白人平等的權利。

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在其《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中，提到他學習華文的歷程，也提到他身份認同的焦慮。無論他以英語取得多麼偉大的成就，英語終究不是其母語，英國人也不會把他當作自己人，最終迷失於不同的文化認同之間。李光耀認識到華人要掌握本身母語，因此把3個孩子都送進了華校。

但正正是這個李光耀，直到今天，仍被視為消滅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歷史罪人。

詹森和李光耀在當權時的所作所為，用一般世俗的評價來看，大概可被目為表裡不一、偽善做作。他們私底下的個人立場或信念，明明是這個樣子，但他們在公開的政治權位上，做出的政治決定，卻是大相逕庭的另外一個樣子，這不是違背自己的良心和原則嗎？

但是，誠如楊照所言，這是政治家“超越自我出身和觀點的難得政治視野”。以詹森為例，當國家大權到他手上時，不管他原來是什麼出身，他都被逼看到整個國家最需要的前景。也如同李光耀，作為國家領袖，在如履薄冰的冷戰時代，他不能只考慮本身以及本身族群的身份認同和母語教育問題，而不得不著眼於新加坡最根本的存亡命題。

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及長遠利益，而不能不違背自己的原則和信念，甚至違背大眾的情緒和期待，去做政治上必要的決定，這從來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政治領袖，尤其是票選的政治領袖，他們被人民選出來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必須要做這種常人無法做到、但又必須有人去做的痛苦決定，必須去承受這種常人無法承受、但又必須有人去承受的歷史罵名。

現代選舉制度平均4至5年舉行一次的設計，本來就是要讓當選的政治領袖，在下一次改選換屆之前的4、5年期間裡，能夠頂住群眾壓力，排除中途撤換或停擺的風險，以做出痛苦卻有必要的政治決策。選票的表面意義是政治領袖的權力基礎，背後卻是政治領袖不得不承擔的政治責任。

問題是在現今的年代，政治領袖不再以政治責任治國，而常常只憑民調，甚至只憑感覺管理國家。但民調和選舉是決不能相提並論的兩回事。人們在回應民調問題時，反映的往往是短暫的情緒或一時的思慮，但在投票時，就會有更多對國家長遠和整體利益的深思熟慮。因此民調很高的候選人不一定會在選舉中勝出，民調落後者也不必然會在選舉中落敗。

憑感覺或憑民調治國的結果，就是政治領袖們凡事動輒得咎、踟躕不前，任何政策的決策、落實或中斷，都隨著民調的變動而隨時變更，每個政治領袖都想做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討好全世界，結果是一事無成。剛下畫的電影《鐵娘子》裡有多處精句，其中一句是說：現在的人已不再思考，他們只講感覺，“我覺得如何如何”云云，而現今社會最重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許多政治領袖不以思考治國，只憑感覺管理國家。

像詹森、李光耀和撒切爾夫人，甚至像馬哈迪這些政治領袖，固然充滿爭議性，也被許多人所憎恨和厭惡，但絕不會被人看不起。被憎恨被厭惡，和被看不起，是完全兩種級別的待遇。憎恨和厭惡的背後，其實隱藏著尊重的潛意識。當你憎恨和厭惡一個人時，你的心底其實是不自覺的尊重他，尊重他的敢做敢當和敢沖敢為，也正因為他在你不認同的事上敢做敢當敢沖敢為，才會使你對他憎恨厭惡，但你絕不敢瞧不起他。

今天的政治領袖都是好人，不會讓人憎恨厭惡，卻被人看不起，因為他們缺少的，正正是那種願意承受，也承受得起歷史罵名的政治責任。無怪乎我們今天只有政治人物，而不再有政治家。（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