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講真話不過是把心交給讀者，講自己心裡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巴金

人們在懷念作家巴金的時候，總是忍不住夸張地說，他晚年提倡講真話，在民族的靈魂世界樹立了一座萬人敬仰的豐碑，整整影響了一代人，而且還將繼續影響下去。按照這個邏輯，講真話可以仍然困難重重，但應該越來越容易才對。可是在今年的“兩會”上，我們聽到了全國政協常委張維慶的一句真話︰“說真話越來越難”。

巴金對“文革”的總結很簡單，那就是一場不說真話、不做真事的運動。他還說，那些權勢人物就是靠講假話爬上去的。不過巴金並沒有分析，為甚麼會出現這樣一場不說真話、不做真事的運動，為甚麼說假話就可以爬上去？既然說假話有這麼大的好處，那麼人們說真話的動機在哪裡呢？巴金在“文革”後講了一些“文革”的真話，得到了熱烈的喝彩；假如他在“文革”中就講真話，又會得到甚麼樣的回報呢？

顯然，說真話，還是說假話、空話、套話，取決於一個怎樣的語境。當然講真話首先是一種道德。巴金說，“只有講真話，才能認真地活下去。”這話對有道德感的人才有用。道德感首先要求面對自己的內心，是自己對自己的靈魂以及自己所持信仰的交代。因此，備受謊言折磨的人，往往是枯坐書房裡冥思苦想的作家和詩人。索忍尼辛曾經號召大家，“莫要靠謊言過日子”。他開出的辦法其實跟巴金說的類似，那就是――“唾棄謊言！”不同的地方在於，他說的是彼時的當下，敢於面對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些辦法包括︰

‧不舉手贊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開也不秘密投票贊成不稱職或不可靠的人；

‧聽到發言者的謊言、荒誕無稽的空論或恬不知恥的宣傳，立刻離開會場、講堂、劇院和電影院；

‧不訂閱和不零買報導失實或隱瞞重大事實的報刊雜志。

這些在索忍尼辛看來是基本的道義，即使對現在的多數人而言，恐怕也只有有道德潔癖的人才會嚴格地遵循。那些說慣了空話套話的官員們可以釋然，因為索氏後來成為一個徹底脫離社會的人，一個無可救藥的憤世嫉俗者。――他的確是一個有道德潔癖的精神貴族。

我記得哈維爾也開過類似的清單。哈維爾是一位荒誕劇作家，但他並沒有因此走上中國作家津津樂道的“純文學”道路，而是不能容忍生活中的荒誕，最後成為一位政治家。

在很多政治家看來，哈維爾把政治當文學在搞，所以那麼強調道德、良心和靈魂。這種說法其實只對了一半。另一半的故事是，哈維爾並沒有要求大家只要守住靈魂就行，各自煲一鍋心靈雞湯，悠然自得地享用。事實上，他和他的同道一直在行動，並以行動換來了社會轉型。

哈維爾的思想和行動可以理解為，個人內心的純潔，最終應該換來社會制度的乾淨。假如我們回避這一點，只強調說真話的道德勇氣，那要麼是把代表委員們都變成“有道德潔癖的精神貴族”，要麼自身也成為一句假話。在張維慶委員的報導中，媒體的報導和評論，基本上只是在呼喚道德勇氣。

即便是在西方政治文明更加發達的國家，議員們也不可能都有哈維爾的境界，他們更多地也只是政客。哈維爾似的政治家，必須為這些政客創造一個環境，跟巴金和張維慶委員所指控的情況不一樣，政客們說真話才有機會獲得喝彩，才有機會爬上去。只有這樣，巴金的這個判斷才能成立︰“說真話並不難……”（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