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從上月梁振英當選下屆行政長官以來，中央政府一直鼓吹大和解、大團結。先有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選舉結束了，大家就應該要在香港實現大和解、大團結”，接著在梁振英上京接受委任狀時，溫家寶總理期望他領導的新班子“可堅持團結香港各界人士，消除分歧與矛盾，以及成為清廉的為政者”，以求政通人和，凝聚人心，開拓施政的新局面。胡錦濤主席也期望他能團結帶領社會各界人士。這些囑咐，與梁當選後矢言面向全港700萬人，前後呼應。

“大和解”一詞，可說始於1995年台灣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當時他提出大和解，作為解決長期困擾台灣政治的本省/外省族群對立及治療“二二八”帶來的創傷，大抵上參考了南非那時成立“真相及和解委員會”的概念。他認為台灣唯有踏出寬恕的步伐，誠懇對待歷史真相，透過大和解才見出路。不過，施明德的大膽主張，得不到其黨內同志或國民黨的認同，備受各方謾罵非議，最終他不得意地下台，後來退黨。

在香港，回歸後也有民主派人士（包括張文光、劉千石及我）曾提出過“大和解”，以求化解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愛國陣營”和“民主派”之間的長期對立，並求大同、存大異，但不是遭到民主派內非議就是不為理會，不了了之。

直至今年2月，特首選舉戰幔展開，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又再提起“大和解”，並表示建制派與泛民主派之爭只屬“人民內部矛盾”，引來社會討論。現在，種種跡象顯示，中央政府有意推動大和解，但大和解的全面涵意為何，似仍需透過持續的政治討論和互動去掌握。不過，觀乎“大和解”概念的歷史背景，總不會只是指選舉後“梁營”、“唐營”握手言歡而已。

我曾指出，今次特首選舉梁振英以建制內“挑戰者”、“改革者”去定位；以“穩中求變”為路線，相對於唐英年的“穩中求進”，較傾斜於一般老百姓的需要及利益，並承諾採取進取的社會和經濟政策，正視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梁的勝出必會帶來特區政府和建制內的政策思維轉變——如何看待及處理社會深層矛盾及年輕人和中產的疏離現象。

北京對梁振英的支持，亦反映中央對港政策也在調整，不再像九七回歸過渡期及回歸早期高度依賴商界以穩定香港局面，以為這樣才最有利於維持資本主義不變及經濟繁榮。

承認多元兼容
求同存異

社會階級矛盾以外，也需面對和適當處理香港內部政治對立分化的不斷惡化——當中有施政及政策矛盾，但主要還是由於普選民主化爭拗和中央與民主派的關係，造成勢成水火之局。

在任何政體（無論是民主或是專制），社會利益和黨派利益分歧乃為常態，只能融和，不能消除。因此政府需具備處理矛盾分歧的政治技巧與能量，並能展示包容，尋求理順。而具公信力的民主體制有助於協調一個政治多元化的社會。因此做好2017/2020雙普選，尤其關鍵。

大和解不是把多元聲音歸於一元，也不是一個陣營吸納另一陣營，而是承認多元兼容，求同存異，促進對話，互為尊重，致力共識。同時，大和解也不應變為緊束衣，以團結環繞現狀的既得利益為名，而令政府失去應有的回應民情民急、政策要面向各界全民的責任。當然，在推行改革時，要尊重“路徑依賴”的實際情，明白欲速不達的道理。

願望“大和解”之說能帶來新思維、新局面！

（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