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近幾個月，在有關特首選舉的爭論沒完沒了和變得空洞無意義之時，一個極其重要的轉變卻被忽視了。權威人士口若懸河地在媒體有如“師奶”講“八卦”般，發表令人尷尬且無關要緊的言論的同時，卻沒有注意到真正重要的轉變正在發生。實情是，香港正面臨自毛澤東1949年在中國掌權後63年以來的第3次重大變革。總的來說，我認為這轉變將是對我們有利的，但若我們不知這變革為何，我們身處其中亦不可能把它掌握好。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取得對內地的控制權，29年後，鄧小平決定對外開放中國的經濟，讓資本家可以進入大陸，引發了香港第一次轉型。第二次的轉型發生在稍短的時間，亦較為明顯——即19年後，當中國於1997年重獲香港主權。到了回歸後的15年的現在，梁振英當選為香港的新行政長官，預示著香港“過渡時代”的結束。現在香港重新投入全球的“不確定的未來的常態”（normal uncertain future），新一屆政府將要為香港訂下嶄新的未來，制定一個可保持香港是亞洲領先的國際金融及總部樞紐地位的規劃。

預示香港“過渡時代”的結束

很少有人意識到，曾蔭權政府於6月30日卸任和梁振英在7月1日接任這段時刻所刻劃著的重大意義。首先，它見證了21年來曾蔭權和少數英國培養的管理精英對香港經濟控制的結束。自1991年出任貿易署長到1995年被委任為財政司，曾蔭權一直是香港經濟和商業發展的主導力量。從7月1日起，曾蔭權在香港的經濟霸權時代正式結束。

其次，也許更重要的是，它標誌著在1997年之前一直長期以來引導但又制約香港的“穩定”論調將不再。我說“之前一直長期”是因為自中英雙方於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英國和北京最重視的，就要確保平穩過渡。英國不希望被指竊取中國的“金蛋”（如果沒記錯的話，香港在90年代是當時中國最富裕的城市，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高達25%）。從1997年7月1日起，中國認為最重要的事，是要確保沒有人可指摘中國破壞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最成功的經濟體之一。

北京對平穩過渡的執著是合理的，但當1998年亞洲金融市場崩潰時，這執著卻又幾乎致命。選擇董建華伯伯是希望可以確保這史無前例的政治交接可順利完成，但董伯伯知道自己在精神和政治上都未準備好應付在過渡時期困擾香港的嚴峻挑戰，包括從禽流感到2000年科網泡沫爆破再到2003年的SARS。

北京在最後一分鐘贊同梁振英成為行政長官，這明確告訴我們，這保守的過渡時代已到盡頭。對於許多在香港的人來說，這來得正是時候。過去5年曾蔭權政府決策緩慢的惡習已對香港造成極大損害，這損害不只關乎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的聯繫點之上，還涉及與新加坡的比併。新加坡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越香港。

期待推動變革的勇氣

從在1990年代中期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5%，到今日香港只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至4%。在2009年香港已被超越，不再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預計到2015年會有6個內地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深圳和蘇州超越香港。儘管只有極少數香港人注意到，北京最後已認定“讓香港穩定地走”已不再足以讓香港繼續協助中國與世界市場聯繫。也許這只是十年一度北京權力交接的一個小小和正面的結果。

毫無疑問，梁振英的執政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把事情做好（Get Stuff Done）”。即使內閣團隊還未確定，但有證據顯示，他打算來“硬”的。毫無疑問，有一些人，包括現行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會尖叫抗議有關改變，但從我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讓他們尖叫。太多年，香港和香港人的最佳利益被極少數人的經濟利益影響，優柔寡斷的領導人從未作絲毫對抗，為了少數人的利益犧牲大部份香港人的利益，任由競爭對手超越我們。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梁振英會推行一些我可能會不同意的改革，但我期待他的管治班子有推動變革的勇氣。這要由香港的願景出發，要香港變得更好，在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發揮重要作用。我們要為自1949年以來香港第3次重要的變革而振作。讓我們來迎接它吧。（作者杜大偉，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作者之一）（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