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本）今年是中日恢復邦交40週年，但從年頭開始，兩國關係與其說是呈現和諧與友好的氣氛，不如說是充滿濃厚火藥味。先是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2月間向到訪的南京市政府高級官員公開發表南京大屠殺否定論，接著是老牌反華猛將——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訪問華盛頓時表示東京有意購買“尖閣諸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一個衝擊中國人視之為“歷史問題”容忍底線的南京大屠殺，一個對敏感的“領土問題”發出“挑釁”（日本報章語），9月中日關係正常化慶典的醞釀工作還未就緒，兩國間最難處理的3大課題（“歷史”“領土”與“台灣”）中的兩大問題，已被人為地凸顯出來。

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談話雖已過數個月，但有關他談話帶來的衝擊尚未平息。針對其談話的動機和背景，各種版本的詮釋仍然常見諸於日本及其亞洲鄰國的報刊。

有曰︰“這是河村為撈取政治資本，奪取選票的自我炒作。”弦外之音是日本選民（至少是名古屋選民）愛聽歪曲歷史的聲音。為迎合廣大選民的這種心理，遂有嘩眾取寵的政客發表驚人之言。換句話說，罪不在市長，而是愛聽狂言的選民或政治勢力，論者大可不必過於認真看待。

有曰︰“這與日本選民無關；因為，選民關心的是與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課題，他們對政治家的談話和史觀既不瞭解，也不感興趣。”此說全面否定了前述政治家迎合選民的說法。因為，認真分析，如果前述說法成立，無疑意味著日本政客越歪曲歷史就越有人氣。這一來，不但全面否定了“一小撮論”，還令曾在日軍鐵蹄下過著暗無天日的亞洲各地人民不寒而栗，無助於日本形象的改善。

有曰︰“這是河村的個人見解，而非官方的態度。”一名市長在執行公務的官廳（而非居酒屋）向到訪的南京官方代表團發表的談話，不能視為官方態度，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於是乎，日本有人（包括部份媒體）批評河村發表談話的時間與地點不合適（即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也有日本官方人員私下勸告外賓在到訪之前應先做功課，瞭解預定見面的日本地方官員的立場與史觀，以免鬧得雙方不愉快。前者表面上是義正詞嚴地敦促市長反思，但翻開底牌，其實質內容並非批判河村的錯誤史觀，而是告誡後者應該擇地擇人而言，要注意說話的技巧和禮貌；後者則宛如在日本國門口掛上“謹防”的告示︰“來訪者安全自負，如有意外或受到傷害，責任自負，與大日本國無關。”

被譽為井然有序的守禮之邦，其官員卻如此這般告誡外賓，不能不多少令人感到意外。

至於把河村的談話和其當過侵略軍的父親之親情情結捆綁在一起，如果是剖析河村扭曲史觀的根源或背景來解讀是可以的，但若由此而得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論調，或者借此將“河村談話”斷定為孤立的個案，則大有可以爭論的余地。因為，按照常理，儘管我們不認為侵略軍的子女得代替其父輩永背黑鍋，但至少應比他人更有羞恥心，哪有將受害者不究既往，或善待其從軍的父親而得出“足見南京大屠殺並不存在”的道理？

“河村談話”在日本是不是孤立的偶發事件？歪曲歷史在日本有多大的市場？是政客為迎合愛聽歪曲歷史的選民，還是選民受日本政客所誘導？這是地方首長的一家之言，還是中央和主流媒體長期醞釀與推動下形成的政治土壤與空氣？要回答這些問題，只要略為回顧與梳理戰後日本對戰爭反思的思潮及其演變，便一目了然。

也許，說得再清楚不過的是一名保守論客在1994年5月法務大臣永野茂門田發表“日本侵略無罪論”被迫辭職後提出的一項策略。該策略是︰翻案，被革職；再翻案，再被革職……直到日本內閣大臣可以自由公開地為日本戰爭行為翻案，而不必再看鄰國臉色引咎辭職為止。

同年10月24日，時任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對日本的南侵是否可稱為侵略戰爭，表示“頗為微妙”。雖經各方抗議，既未收回談話，也未引咎辭職，遂開了戰後日本大臣發表侵略否定論而不被革職或自動辭職的先河。河村否定南京大屠殺卻絲毫未損其政治地位，既反映了日本國內總保守化政治氣候與土壤的深化，也標誌著日本國內對否定侵略戰爭言行的容許範圍已從“邊緣”的東南亞，切入侵華戰爭的“核心”部份。（作者是北京大學客座教授）（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