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近3個星期《中國時報》和《蘋果日報》的大戰，已成了台灣重要的話題。兩報大戰，如果要追根溯源，NCC要負最大責任──NCC怎麼可以對一個民間的案子，准或不准不作決定，一拖就是一年半。NCC如此屍位素餐，已絕對符合瀆職的要件。

NCC既然代表國家執行准或不准的公權力，就應該本其知識及良心的判斷，儘早裁定。而今卻是一拖再拖，此案所有的利害關係人矛盾愈拖愈大，各方最後都被拖得抓狂，於是大戰遂告爆發，NCC的無能瀆職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

多年前，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偉斯特教授（Robert J.Waste）編著了一本《社區權力》論文集，指出現代政府由於無膽無能，已出現一種“決策癱瘓”和“民意極端化和對立化”的亂象。當政府機關碰到一個棘手問題，做了任何決定不是得罪這個就是得罪那個，於是就拖延不決，並鼓動利害關係的各造自己去對打，等你們打出了勝負，它才趁機撿便宜。偉斯特教授遂指出，政府的無能拖延和社會的對立分化乃是互為因果的，無能的政府只會破壞社會的團結。

台灣NCC的無能拖延，除了破壞社會的團結，還牽涉到另一個政府利用學者專家的更大問題。

理論上，政府透過選舉產生，那是無論政務官或事務官行使國家公權力的法源，他們都是公務員，行使公權力的成敗，政府及它代表的政黨都要為此負責。這是政府公務員有權但也有責的整個政治哲學基礎。

但近年來，這種政府有權也有責的邏輯卻已嚴重扭曲。政府經常為了統治上的便利，將所謂的學者專家納入它的公權力執行體系，它有許多類型：

一、最常見的是當有大事發生，政府即成立特定的任務編組，以委員或諮詢委員的名義找幾個學術界人士來掛名，以表示政府尊重專家的態度。這是一種利用專家學者的伎倆，由於整個任務編組還是官僚佔了絕大多數，學者專家只是形象和橡皮圖章，並不能發揮作用。

二、政府在許多採購招標時會用學者專家當評審。這種評審都是官僚系統的自己人，容易掌控，標案要給誰通常也不會改變。但利用學者當評審，執行公權力才可以做的利益分配之事，是否適宜卻大可商榷。

三、最可懷疑的是NCC委員這種學者了。NCC委員是學者並非公務員，而它做的卻是政府公權力，涉及的人民利益都是動輒六、七百億，這些委員學者憑甚麼享有如此大的權力？他們要負甚麼樣的責任？如果他們做錯了決定，當事人要求損害賠償，國家願意賠償嗎？他們自己賠得起連帶的賠償責任嗎？

NCC是個執行公權力的機構，涉及的標的動輒數百億，這已是部會首長這一級政務官才擔得起的責任，找幾個學者，他們擔得起嗎？或許正因擔不起，他們才迴避的迴避，能拖的就拖，一拖就拖了一年半，由此也顯示出NCC這種制度完全錯了。政府首長當委員，確實負起責任，學者只適合當技術諮詢這種角色，他們沒有身份負那麼大的責任。

政府官僚及學者各有角色分工，政府不要想利用學者來推卸自己的公權力責任，這是NCC的教訓！（作者是台灣著名時事評論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