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法院把審訊安排在一個比較小的法庭，裝不下多少人，所以那漢子的妻兒都進不去旁聽。審訊結束，他一如所料地獲判有罪，然後立即被警員押上囚車。這時，他的太太抱起孩子，在大雨中一路追一路哭喊，直到重重圍防把她擋住為止，呆呆看著數月不見的丈夫坐在車上絕塵遠去，她和兒子只能不斷重複呼喚：“爸爸！爸爸！”

他們說，在場的記者都不忍再瞧那女人一眼，有的甚至忍不住紅了眼眶。

這人犯了甚麼罪呢？原來是“尋釁滋事罪”，檢方起訴他利用一樁事件“在互聯網上惡意炒作”，並“煽動糾集”群眾到公眾場合“以喊口號和進行非法聚會方式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有甚麼天大的事值得這漢子“惡意炒作”，搞到自己要身陷囹圄？原來是為了孩子；他的小孩吃了有問題的奶粉，患上腎結石，於是他就硬起心腸和各種各樣看得見看不見的力量週旋下去，維權到底。

而維權，今天竟成了很多人眼中破壞穩定的可怕行為。有民意代表在兩會上公然提議，政府應該打壓一切上訪行動，有地方官員驕傲地展示精神院“收容”的輝煌成績；還有更多地方不惜動用各式國家機器的配備，直把維權民眾當做維穩工程的心腹大患。當維權者無路可走，訪無可訪的時候，他們就只好上網，或者干脆堵到媒體機構的大門，以為傳媒會是他們最後的出口。那些滿紙冤情的信件，我們這行的人都應該收過不少。在我自己的部落格和網上的專欄裡頭，還有維權人士會不分青紅皂白地貼出與拙作毫不相干的留言，只盼我和其他讀者看了之後，能夠幫上一點忙。

他們的訴求五花八門，有的涉及醫療事故，有的抗議腐敗；近年最常見的，大概都和拆遷相關。儘管訴求的範疇不同，可是他們都在維權，都想要維護自己身為公民所應合法享有的權利。

所謂“人權”，並不單單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從漢娜．鄂蘭到喬吉歐．阿甘本（GiorgioAgamben），許多哲學家一再提醒我們，沒有公民身份的人只能剩下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好比流離失所的難民，不受任何主權國的承認，因此也沒有基礎獲得其他國家的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權利。你叫他們去和國際社會要求接受教育的權利，結果大概會很無奈。公民身份就像一件寶貴的衣服，上頭承載了一連串的權利；一個人通常要穿上這件衣服，才能享受包括住房、保健、安全、隱私和接受公平審判等數之不盡的權利。

假如你生在一塊無主孤地，又沒有加入任何國籍，你不是任何一個政治社群的成員，那麼你剩下來的“天賦人權”也就肯定蒼白得可憐了。

從這個角度去看，維權者要維護的不只是某項具體權利的不受侵犯，而且還是更基礎的公民身份認定。他們覺得自己既然是這個政治社群的一員，既然具備公民的身份，那就當然也能享有公民該有的權利了。

他們請願、上訪、甚至集會叫口號，就像是不停地在招手跳躍：“喂！你看到我了嗎？我也是公民呀！”。（大馬星洲日報a>）